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当时，在大学礼堂里“既不靠前也不靠后”的座位上，坐着一个20岁的青年，聆听着“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一独特的青春祝福。他的名字是童道明。
2019年6月27日早晨，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逝世，享年82岁。时光流逝，当日的青年已经离去。不过很多人都说他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个“苍老的年轻人”。
检索童道明先生的作品，他有着一种逆生长的创作力，80年代做研究、写评论，90年代开始写散文，2005年起正式投入戏剧创作，2012年又开始写诗，他身上有一种年轻，而这种年轻似乎也是契诃夫身上的气质。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为祖国争了光
童道明的人生，始终伴随着一个亲切的身影—契诃夫。起点是他22岁那年，在莫斯科大学读三年级，写下学年论文《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从此，“契诃夫”、“戏剧”成了他生命中的关键词。
《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这篇学年论文是童道明先生研究的节点，童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个故事：“1959年我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读三年级，当时要写一篇题为《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的学年论文。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很难写的论文，但我还是迎难而上了。我们那一代留苏学生有一种纯真的情怀。能在外国人怀疑的目光下出色完成一项学业，看成是为祖国争了光。”童先生说，这篇论文的指导教师拉克申是他的第一恩师。拉克申的一句话也让童先生“一劳永逸”地选择了日后的志业——让自己的人生和戏剧与契诃夫连在一起：“他对我说了一句金子般贵重的临别赠言：‘童，我希望你今后不要放弃对于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我听了他的话。这让我一劳永逸地决定了日后安身立命的职业。”
“这就是我们的舞台，一个空的空间。”这是童道明先生翻译的第一部契诃夫剧作《海鸥》中的第一句台词。那是在1991年，但这次的翻译并不是从契诃夫的原作翻译过来的，而是俄罗斯导演提供给北京人艺的演出本。“我很幸运，我是在英囯戏剧家彼得·布鲁克的名著《空的空间》问世之后面对这句契诃夫台词的，因此我可以很痛快地把它直译过来。”在童先生看来，直译的方法，不仅能契合契诃夫的“简洁是天才的姐妹”的名言，也能想起鲁迅先生的“直译论”的合理内核。
翻译契诃夫：“我一直抗拒翻译家的头衔”
童道明先生翻译了不少契诃夫的剧本、小说、信札。童先生翻译的契诃夫，除了经典剧目和要演出的本子之外，有许多都是没有人翻译过的，比如《没有父亲的人》（即《普拉东诺夫》）和《林妖》。而那些要演出的，导演给到童先生的剧本，童先生说是“导演让我翻译的”，“并不是我要用自己的翻译取代旧译本，我没有那样的心思。”
但他自己在文章写到，自己很抗拒“翻译家”这个头衔。“翻译家的名号在中国非常吃香，我一直抗拒这个头衔，倒不是矫情，而是不敢浪得虚名。我是因为热爱契诃夫、研究契诃夫，才做翻译的。“
2014年，焦菊隐、李健吾、童道明共同翻译的《契诃夫戏剧全集》出版，这是有关契诃夫的一件大事。近年来契诃夫的剧作不断上演，但读者想阅读剧本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他的比较完整的戏剧集已绝版多年。
童先生说，《契诃夫戏剧全集》的出版最让他感到兴奋的是自己的名字能和两位前辈——焦菊隐先生、李健吾先生——的名字写在一起。谈及这两位前辈，也恰恰是许多契诃夫剧作旧译本的译者，童道明先生有着敬重：“可以自慰的是，两位已经故去多年的前辈，对我这个后辈也并非一无所知。”在当时，童先生接受采访时说，谈到了契诃夫和与契诃夫有关的人身上的一种“年轻”，这种年轻是与时代同行的年轻：“焦菊隐先生有一个体会，他说很难达到契诃夫那样的简洁。健吾先生的语言非常棒，在外国文学界他和冯至先生的汉语水准是第一流的……每个译者必然有自己的语言习惯。中央戏剧学院有人和我说过，两位先生的语言跟今天的习惯稍稍有点距离，觉得我的剧本比较适合演出。著名导演彼得·布鲁克就认为，契诃夫应该每十年重译一次，契诃夫是和时代一道前进的，语言也应该随之更新。”童道明说。
除了戏剧之外，童道明先生对契诃夫的翻译和整理，很多作品都能看出契诃夫和童道明身上的一种“可爱”。 谈及自己翻译编选的《阅读契诃夫》一书，童先生说，“是想收录他的一些富于人性的、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的小说，为以往的几种选本做一个补充。”而书信集《可爱的契诃夫》这部作品干脆就是以“可爱”作为署名。“读契诃夫的小说、剧本自然能了解契诃夫，但根据自己的经验，是在读完了他全部的四千多封书信之后，才敢说我对契诃夫多少有了真切的认识。”童道明在新书中说，自己对于这位俄国文豪个人的更多了解是来自书信，包括他写给爱人的情书和与托尔斯泰、高尔基、柴可夫斯基等名人的交往。
曾有人说童道明先生是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我当然不敢这么说。”童先生谦逊地说道，但他接下来又说了自己与契诃夫的神交：“我只能说契诃夫是被我非常之牵挂的人，是一个我可以与之隔空对话的人。”截止2018年，童先生创作了12个剧本，其中四个是向契诃夫致敬的。2017年，童先生开始写公号“童道明札记”，其中有一半的内容是围绕着契诃夫展开的。“懂得契诃夫的妙处之后，我是给自己下了决心的，一定要简短，不超过400字，一个一个点，不能超。”
谈及自己牵挂的契诃夫，童道明说，最让他感动的地方，是契诃夫的善良和悲悯情怀， “（契诃夫）也许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中最善良的一位。”
在《契诃夫戏剧全集》的新书发布会上，童道明曾借题发挥说：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善良也是生产力”。由此我更加相信：要写出好的作品，就要做个好人。至于契诃夫的悲悯情怀，童先生说，这是贯穿在契诃夫剧作和人生中的：“很多有成就的戏剧家都是契诃夫传统的继承者，像阿尔布卓夫，他曾经想写个“反面人物”，就是写不出来。事实上曹禺的剧本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面人物，《雷雨》里的周朴园并不是。”
剧作家童道明：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
童道明翻译契诃夫的作品，从原剧到演出本，从小说到信札，他写下许多与契诃夫有关的著述和文章，然后，他把契诃夫写进自己的戏里，看着他出现在舞台上。
1996年童先生为纪念契诃夫的《海鸥》首演100周年，创作了《我是海鸥》，2010年初首演这部戏完成首演。2009年童先生创作的《塞纳河少女的面模》进入剧场，距离起笔创作这部作品也过去了很多年。他说，这是要等“水到渠成”，要“善于等待”。
童道明开始走向剧作家的道路，动了戏剧创作的念头，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与于是之先生的一次谈话有关。那一天，于是之打电话给童道明，约他在紫竹院公园聊天，那是英若诚先生生病的第二天。“老于和我说，北京人艺有三个清华的毕业生，两个已经走了，一个又病成这样……”于是之说到自己的痛心，“北京人艺没有一出真正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
“ 我很震撼“，童道明说，“觉得这话还真有道理，《明朗的天》、《丹心谱》都不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我写剧本就是从老于这句话开始的。人是慢慢地知道自己的可能性的。”
2005年童道明开始提笔写《塞纳河少女的面模》，以翻译家冯至先生为主人公。“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去世，我加写了一场冯至和季羡林的戏。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谢幕。”
而这样的剧作创作，不仅是指向现实，也是指向了契诃夫。童先生说，他的想法是向契诃夫和曹禺学习，“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学习契诃夫表现在三个方面：知识分子作为戏剧人物的主体；用人与环境的冲突来代替人与人的冲突；赋予台词更多的文学趣味和潜台词的意蕴。我感觉，我的剧本更适合做朗读剧。”
2015年是契诃夫诞辰155周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当年1月20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万尼亚舅舅》，童道明先生是译者之一。早在十年前，是在李六乙导演的“怂恿”之下，童先生翻译《万尼亚舅舅》：“翻译《万尼亚舅舅》有时遣词用句颇费斟酌，那是因为剧本里的台词太美妙了。”这次翻译，促使童道明写了一篇题为《有精神谓之富》的散文。“我把《万尼亚舅舅》里的一段独白拎出来，当作人的崇高的“第三精神境界”：‘当我走过那些被我从伐木的斧头下救出的农村的森林，或者当我听到由我亲手栽种的幼林发出美妙声响的时候，我便意识到，气候似乎也多少受到我的支配，而如果一千年之后人们将会幸福，那么这幸福中也有我一份微小的贡献。’这是契诃夫《万尼亚舅舅》里的一句台词。在这段台词里，人超越了自我，把小我化入大我，满怀信心地把自己的生命存在与创造，融入历史时空与造物主的创造之中。”
1月29日，契诃夫生日当天，话剧《爱恋·契诃夫》在国家话剧院小剧场上演。话剧《爱恋·契诃夫》由童道明创作，王晓鹰担任艺术指导，杨申导演。该剧以《海鸥》在1869年圣彼得堡首演失败为背景，讲述了郁郁寡欢的安东·契诃夫与丽卡·米齐诺娃在创作事业与婚姻情感之间的故事。“契诃夫一生热烈地爱过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第一个恋人丽卡·米齐诺娃；一个是妻子克尼碧尔。”谈及这部戏的创作，童道明先生说：“我的《爱恋·契诃夫》，是以契诃夫与丽卡·米齐诺娃的恋情为主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想把这出戏和文学靠得更近一些。”童道明说：“契诃夫与丽卡·米齐诺娃的恋情持续了8年。在契诃夫后期创作中，有很多丽卡的痕迹。《海鸥》女主角妮娜的生活原型就是丽卡·米齐诺娃。这样，我便有意识地把《海鸥》的抒情段落纳入到这个戏的结构中去。我也意识到，契诃夫最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的《海鸥》的抒情诗与柴可夫斯基的浪漫曲便构成了《爱恋·契诃夫》的情绪性背景。”
“如果没有遇见契诃夫，我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创作《爱恋·契诃夫》，让契诃夫登上舞台，可以说童道明先生是“根据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使命”。童先生的这部剧也受到了冯至先生的“指引”：“冯至先生说过不少启发我心智的话，对于他的《杜甫传》冯至曾说过：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我也想努力用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的虔诚的心与手，描绘出一个俄国19世纪的契诃夫。”
童先生曾说，在《爱恋·契诃夫》里，希望观众一定要注意倾听契诃夫在剧中说的这一段台词：“也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不是迟早要结束的……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健康和快乐，总会有什么不幸的事在等着他。应该对一切都有所准备，对一切所发生的，都看成为不可避免的……需要做的是，根据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剧本《爱恋·契诃夫》里契诃夫说的最后一句台词是：“希望过了一百一十年之后，我可以从坟墓中醒来，至少能用一只眼睛看看未来的世界，看看是否还有人记得在一百一十年之前，曾经生活过一个名叫安东·契诃夫的人。”
想必，只要中国还有人会捧读起童先生翻译的契诃夫，就会想起：在过去，曾经生活过一个名为契诃夫的剧作家，也曾生活过一个名为童道明的“苍老的年轻人”。
“如果没有1959年与契诃夫的相遇，我童道明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015年3月14日，童道明翻译的契诃夫书信集《可爱的契诃夫》出版，在活动现场，童先生动情地说：“当然，我可能还是有研究员的职称，甚至还有博士生导师的名分，但我的生命之光会暗淡许多。”
自然，在童道明先生这场和契诃夫有关的人生故事里，生命之光是最为明亮的，远比身外之物更重要。
在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在故乡》时，童道明遇到了一句让他感到十分亲切的话：“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一项事业，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情趣的人，也成为一个让有情趣的人喜欢的人。”
毫无疑问，童道明先生也是这样的人。
文/北京青年报 记者 张知依
（本文参考了下列文章，谨致谢意：《童道明：我需要契诃夫，契诃夫也需要我》，2014-10-10北京青年报；《<万尼亚舅舅>和<爱恋·契诃夫>》,童道明，2015-01-17北京晚报；童道明：我是一个早早就懂得乡愁的人 2018-08-28 北京青年报）
来源：北京青年报社 日期：2019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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