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由于长期封闭，德国文学直到19世纪末随洋务运动的兴起才通过王韬、辜鸿铭等人的零星翻译进入中国。真正的翻译到了“五四”时期才开始形成气候，郭沫若、周学普等代表了解放前的主要译者。
德语文学主要指操德语国家的文学，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此外也包括散居在其它国家的、以德语为书写文本的文学。位于中欧的德国，由于长期民族分裂，其文学的勃兴错过了文艺复兴时期，比起西欧、南欧诸文学大国要晚二三百年，直到18世纪中期启蒙运动时期，随着德国启蒙运动主将莱辛的崛起才见起色。至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由于歌德、席勒这对“双子星”的奇峰突起，德国文学达到顶峰，完全跻入欧洲文学大国之列，其兴旺一直延续至今。
由于长期封闭，德国文学直到19世纪末随洋务运动的兴起才通过王韬、辜鸿铭等人的零星翻译进入中国。真正的翻译到了“五四”时期才开始形成气候，郭沫若、周学普、杨丙辰、商章孙、冯至等代表了解放前的主要译者。不过这些译者中，真正德语“科班”出身的还比较少，英文转译比重较大，因此总体翻译水平不高；抢译、赶译风气颇重；错译、漏译、删译、胡译现象时有所见。这种弊端到了解放后才有明显改观。
建国初期的翻译者确立严谨精妙的翻译理念
解放后的德语文学翻译界，冯至先生是承上启下的领军人物。冯至先生是诗人，国学功力好，更有德国留学的底子，是真正称得上“学贯中西”的理想译者。解放前他即以翻译歌德、席勒、里尔克等人的作品著称。解放后，他再版了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出版了新译的《海涅诗选》，这成为影响最大的中国海涅诗歌译本。50年代后期，他与硕士生杜文堂合译了《布莱希特诗选》，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位原以戏剧家身份闻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诗人。“文革”结束后，他又翻译了海涅代表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由于冯至的多重身份，他用来翻译的时间很有限，以致他的终身心愿——重译《浮士德》最终未能实现。但冯至对于中国翻译界的意义，不在于翻译数量的多寡，而在于他严谨的译风一如他严谨的学风，为中国德语翻译界树立了良好的表率。他的译笔以“信”为宗旨，从不单纯追求辞藻的华丽；遇有费解之处，均作认真注释；凡重要作品，都写序文。他也决不抢译，尽管他念念不忘翻译《浮士德》，但当他听说已经有人在译，便马上宣布放弃。冯至先生的学者风范，影响了德语翻译界几代人，这一领域迄今未发现让人诟病的典型。
50年代后期，德语翻译界涌现出一位后起之秀——钱春绮。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海涅《诗歌集》《新诗集》《罗曼采罗》。三年后，他又连续抛出厚厚的三部诗歌译作：《德国诗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诗选》和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钱先生之所以令人刮目相看，除了译作质量上乘之外，还因为由于“跌入译海”，他辞掉了小有成就的医生工作，毅然走上了终身的职业诗歌翻译之路。钱春绮先生的最可贵之处，是他选择作品的战略眼光：他首先把德语文学史上最值得译且最急需译的作家和作品统统笼于胸中，然后心无旁骛地一部部翻译出来，即使“文革”期间，他也没有失去信心，停止译笔。
60年代有两位译者是值得一提的：田德望和傅惟慈。前者精通意大利文和德文，是成绩卓著的双栖翻译家。其最大功勋是花了18年的时间攻下了但丁巨著《神曲》的翻译，该部译作的最大特点是注释性文字多于文本文字4倍，获得翻译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研究型翻译的绝笔。但田德望作为翻译家的成名，却始于60年代初的德语翻译，成名作是19世纪瑞士最重要的作家高特弗里德·凯勒的中篇小说集《塞尔特维拉的人们》，包括6个中篇。为了学习，笔者曾逐字逐句地对照了其中两篇原文，才知道不善言辞的田先生是个内秀型的学者，他对原文的准确理解和精妙的汉语表达，使我钦佩不已。田先生还翻译了凯勒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绿衣亨利》，于“文革”后顺利出版。这是德语文学史上最典型的“发展(或教育)小说”，是公认的世界名著之一。傅惟慈教授也是英德双语翻译家，他借助双语的合力贡献了另一部世界名著的好译本：《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是20世纪德国最杰出的作家托马斯·曼21岁时的作品，它通过一个富商家族五代人的兴衰过程，真实生动地写出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因其挽歌笔调而获得了“德国的《红楼梦》”之美誉。这是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高潮从19世纪中叶的西欧蔓延到19世纪后期的东欧(俄国)至20世纪初迂回到中欧(德国)的标志。这部巨著的成就使托马斯·曼28年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三位作家的人文、美学思维影响中国当代作家
“文革”期间，中国的德语文学翻译也留下了十年空白。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新局面、新成就庶几可以弥补这10年的损失。
改革开放之后，资格最老的《世界文学》充当了我国外国文学开放的主要窗口和阵地。笔者当时恰好在编辑部工作，是见证者，更是直接参与者。开放的第一个步骤是“破禁”。这一思潮始于1978年下半年。证据之一是我大着胆子翻译了曾被视为“颓废派”的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之一《物理学家》。证据之二是当时编辑部决定以重评卡夫卡作为“突破禁区”、为现代派摘掉“颓废派”帽子的突破口，要我起草了《卡夫卡和他的作品》一文，与李文俊译的《变形记》一起发表在《世界文学》1979年第一期上。该刊当时每期发行30万册，因此获得很大影响。此后我一连写了不少阐释卡夫卡的文章发表在多家报刊上，并于1986年出版了《现代艺术的探险者》一书。与此同时，我从国外自1916年以来论述卡夫卡的论文中，选择有代表性的论文集成《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便让不懂德文的人也可以利用。这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由孙坤荣选编的《卡夫卡小说选》。90年代中期，应河北教育出版社之约，我花了两年多时间为“世界名家豪华书系”编纂了《卡夫卡全集》10卷本(后合成9卷)，全部由德文直译。这一时期的翻译成就结束了德语文学界常显“人手不足”，一些重要作品首先由英文转译的现象。
《物理学家》译本和几篇有关迪伦马特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戏剧界和出版界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约我再译迪氏几个剧作，以便结集出版。1981年秋我带着刚出版的《迪伦马特喜剧选》前往瑞士拜访了作家本人。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正在上演《物理学家》，回国后北京人艺也开始排练迪氏的另一代表作《贵妇还乡》(即《老妇还乡》)。迄今为止迪氏至少已有7个剧作被搬上我国戏剧舞台，是当代外国剧作家中在我国上演率最高的。作为小说家的迪伦马特也拥有广大读者，《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等作品脍炙人口，这应归功于我的同事张佩芬女士，《迪伦马特小说集》就是她的译作。如同卡夫卡的“入境”对中国当代小说家产生巨大影响一样，迪伦马特亦然。如果前者可以残雪和余华为代表，后者则可以过士行与马中骏来为证。
在引进的现代德语作家中另一个必须提及的是布莱希特，在德语戏剧史上他甚至比迪伦马特更重要，因为他更具理论意义，因而更带有普遍性。布莱希特是“表现派”剧艺学的创始者，与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以及中国梅兰芳的表演风格并称世界三大戏剧流派。布氏的理论和剧作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变革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两位当年在民主德国深造过的学者丁扬中和张黎对布莱希特的翻译和介绍作出了贡献。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导演黄佐临就把布氏的代表作之一《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搬上舞台。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陈颙又陆续将布氏的代表作《伽利略传》和“叙述剧”《高加索灰阑记》展示给我国观众。不久，由日本导演千稻是之执导、栗原小卷主演的布氏“叙述剧”代表作《四川好人》的演出引起中国戏剧界的极大兴趣。90年代，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王敏重排《大胆妈妈》大获成功，说明中国观众对于“表现派”戏剧美学的接受已经成熟。1998年，值布莱希特百年华诞，陈顒和中国青艺应德语文学研究会之请，排练了布氏早期代表作《三个铜子儿的歌剧》，受到布莱希特国际学术研讨会和首都观众的高度评价，成为布氏剧作在中国舞台上的压轴之作。
德语文学翻译触角广泛
奥地利的现代主义文学一如其现代主义音乐一样，不仅在德语国家，就是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有成“打”的大家享有世界声誉。罗伯特·穆齐尔就是可与卡夫卡平起平坐的巨子。他倾毕生之力写就的巨著《没有个性的人》就是一部以悖谬思维书写的富含哲思的幽默杰作(可惜约有1/4的篇幅被作家带离人世)。“文革”前我们对他一无所知，80年代以来北大张荣昌教授最终下决心耗费数年功夫将它译出，堪称译坛盛事。使奥裔英籍小说家卡奈蒂获得1981年诺贝尔奖的德语代表作《迷惘》，也由章国锋和李士勋共同推出中译本；著名女作家巴赫曼的作品中译本现在也已出版。
奥地利现代著名诗人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引起中国译坛的注意，也有了零星的译作，如冯至译的里尔克《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就相当流行。然而下半个世纪的前30年，他们因其“现代”面孔而让人敬而远之。近30年来，随着“现代”的被正名，人们带着“久违了”的歉意争相翻译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里尔克，不仅是诗歌，他的散文包括出色的艺术评论和大量书信都已有了不少译本或正在翻译。他的诗歌译本中最见功力的当推绿原的《里尔克诗选》。译者有诗人本色，早年学英语，但心仪最深的是德语文学，首先是歌德和里尔克，即使在命运的重击下，他也不改初衷，毅然自学德文。绿原先生不仅翻译了《里尔克诗选》，更有厚厚的《歌德诗集》和《浮士德》等，难怪2007年的中德国际诗歌奖把惟一的汉语翻译奖授予了他。
20世纪的瑞士文学至少有四位大家是不能不提的：属于上半世纪的首先是德裔瑞士籍作家赫尔曼·黑塞，他是卓越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是20世纪上半世纪继托马斯·曼之后最后一位获得诺奖的德语作家。近30年来他的作品争相被翻译阅读，长篇小说《荒原狼》《玻璃球游戏》等都有了几种译本，其中赵登荣的译文最值得称道，这是个田德望式的译者：人内秀，文练达，还翻译过卡夫卡、施尼茨勒、基希、席勒等多人的作品。黑塞的散文则有张佩芬的译本。再一位是罗伯特·瓦尔泽，小说家兼散文家，习惯于悖谬思维，作品颇具黑色幽默风味，故得卡夫卡赞赏。可惜命同荷尔德林：正值盛年即患精神分裂症，他也许因此被我国译界长期忽略，近年终于见到范捷平的译本《散步》，包括若干篇小说与散文。20世纪下半叶瑞士文坛的德语大家除了迪伦马特之外，还有其同代人马克斯·弗里施，他也是杰出的戏剧家兼小说家，在欧洲与迪氏齐名。弗里施的两部戏剧代表作《安多拉》和《比得曼与纵火犯》均被译成中文并搬上舞台。他的小说代表作诸如《施梯勒》《能干的法贝尔》等都已有了中译本。弗里施的艺术风格更接近布莱希特，善于启人思考，而不像迪伦马特能引起受众情绪激荡。
二战后的德语当代文学可分为20年代、40年代和“68后”出生的三代作家，但纳入译者视野的主要是前两代。第一代中被译得较多的是亨利希·伯尔、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和西格弗里德·伦茨。其中伯尔和格拉斯都获得了诺奖，诺奖是翻译的“指示仪”，因此这两位诺奖得主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中译本问世。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推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它清算法西斯的内容和“新巴罗克”的独特风格以及“反英雄”的人物创造让人耳目一新，在美学上有显著突破，堪称二战以来德语文学长篇小说之翘楚，对文学创作颇有借鉴价值。该作品的中文译者胡其鼎早在80年代中期，即比格拉斯获奖早约15年就开始翻译这部作品，颇有眼力。
上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的文学倍受我国翻译界重视。小说家安娜·西格斯、诗人贝歇尔和魏纳特、戏剧家沃尔夫等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译成中文。但从60年代起，第二代女作家克丽斯塔·沃尔芙的崛起，吸引了较多中文译者的注意，女作家凭借政治敏锐，对民主德国专制式社会主义的诸多弊端以文学形式提出质疑和批评，《被分割的天空》《童年楷模》《卡珊德拉》等都反映出其政治卓见。80年代以来，这些作品陆续被翻译成中文。沃尔芙创作的年代正是德语文学发生美学转型的时期，沃尔芙没有跟上，但她的同时代人却以崭新的风貌崭露头角：德国的海纳·米勒、波多·施特劳斯；奥地利的彼得·汉特克、托马斯·贝恩哈特和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这些作家在“主体性”的口号下，强调极端主观性。很长时间内人们对这类创作的“后现代”语境不得要领，他们的中文译作迟迟不见问世。但新世纪以来情况有了明显改观。我们召开了贝恩哈特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随即他的作品集也开始被译成汉语出版(《历代大师》，马文韬译)；戏剧被搬上舞台(《习惯势力》，曹克菲执导)。耶利内克的代表作《女钢琴师》(一译《钢琴教师》，宁瑛译)在她获诺贝尔奖前就已经译出，她的获奖更使其作品在我国的翻译形成热潮，也带动其它德语“后现代”作品普遍被译界看好。
笔者对“现代”、“后现代”的译者们深怀敬意，因为这需要眼力和勇气，常常要冒被冷落的风险。不像古典文学，名作名篇文学史上都有定评，选题比较容易、保险，所以译事较为热闹：同一部名著，往往有许多人在抢。德语文学名著中被“抢”得最凶的是歌德的《浮士德》。除郭沫若的译本外，迄今至少已有6个新译本问世，各有千秋，可以相互比较。就译文的精练、老到而言，当推绿原的译本，他显然得益于诗人本色；就原文表达的正确而言，则杨武能、钱春绮和董问樵的译文都值得嘉许。
现今，德语文学界涌现了大批多产翻译者。杨武能不仅翻译了歌德的许多作品，还翻译了其他不少作家的作品，包括托马斯·曼的《魔山》等。张玉书是《海涅文集》《席勒文集》《茨威格文集》的编纂者和其中部分作品的翻译者；张荣昌和洪天富两位译者的共同点则都是几十年孜孜以求、心无旁骛地专攻德语翻译。洪天富还常从事难度较大的理论著作的翻译，而且都撰写详细的前言，在研究基础上翻译，极为严谨。
总结德语文学翻译成果，只有两句话：我们的队伍壮大了；水平也相应提高了。英语界朋友将德语文学作品“抢去”，从英文转译这样的“殖民”现象已经基本消失了。
来源：中国作家网 日期：2013年9月16日 作者：叶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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