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被誉为文学艺术的皇冠。把诗写好不易，译出好诗也难。围绕诗歌翻译，一直有很多的争论探讨。比如说，诗是不可译的。或者直接说，诗就是翻译不出来的那部分。但客观事实是，不同语种的诗歌翻译，一直都在进行，也产生了足够多的精品译作。赵振江，就是从事中外诗歌翻译的一位佼佼者。2018年11月，鲁奖翻译奖获得者、北大西语教授赵振江来到四川凉山，在西昌学院进行了一场关于诗歌外译的主题演讲。趁此机会，封面新闻记者也面对面专访到从事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逾半个世纪，成就甚丰、年近耄耋的赵振江教授。

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赵振江留校任教，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与国内原创诗歌界的联系也密切。很多诗人都是读他翻译的诗作，获得重要的诗歌营养。赵振江对自己的翻译有高标准的要求，同时也是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

封面新闻：中国新诗刚刚走过诗百年。关于翻译西方诗歌的话题，争议一直比较多。为什么？

赵振江：新诗跟译诗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现在都在提“新诗百年”，实际上，既是新诗百年也是译诗百年，二者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几乎是同步的，或者可以说我们新诗的根源不是在我们的古典诗歌，而是在汉译诗歌。可是如今我读的新诗，有些完全脱离了我们的诗歌传统，也脱离了群众，甚至连知识界也看不懂。这就需要我们回顾总结一下，如何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如何借鉴外来的优秀文化，如何更好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封面新闻：中国新诗是从翻译西诗开始的，有的人认为，不应该过度重视欧美的东西，要杜绝“欧美中心论”，现在要开始强调中国古典诗歌传承的部分。你怎么看？

赵振江：五四时期，我们国家太贫穷，太落后，受列强欺负，仁人志士寻求救国图强之路，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也有些过激的口号，如“拿来主义”，只要是西方的就好，先拿来再说。在当时，无可厚非。现在一百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哪些是学得对的，学得好的，哪些地方学过头了，把我们自己好的东西也扔掉了。比如我认为，西班牙语诗歌从追求韵脚改为追求节奏，所谓“自由体”，但自由不等于“任性”，因为西班牙语只有五个元音，韵脚单调，但它的节奏感很强，而我们汉语的韵脚非常丰富，又有四声，但我们的词大多是两个字，即两个音节，我们为什么也要像西语诗歌那样“自由”，完全不考虑韵脚呢？诗歌如果失去了音乐感，就和散文没多大区别了。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还是留给我们的诗人和语言学家们去探讨吧。

后排右2为赵振江

封面新闻：《红楼梦》里有太多中国传统文学精细幽微的东西。在将它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过程中，在翻译上遇到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难题？

赵振江：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难题太多了。比如“香菱”的名字，因为西班牙没有菱角这种植物，自然也就没有西班牙文的名字，在我们审校的译稿中，把菱角译成了“荸荠”，这显然和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形象相去甚远。经再三推敲，我们把香菱的“菱”译成了“睡莲”，后面加了个注释。翻译的难点很多，但最大的难点是书中的诗词歌赋和楹联匾额。为了保证译诗的忠实，首先由我做两种形式的翻译。一种是不管西语的语法结构，逐字硬译，“对号入座”，并标出如何发音。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与我合作的西班牙诗人对原文的“本来面目”（包括韵律）有个总体印象，并了解每句诗包含的内容。另一种则是按照西班牙语的语法规范所做的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我的合作者在这两种翻译的基础上加工，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西班牙语诗歌。他修改之后再交给我审定。经讨论，我们两人的意见一致后，再把稿子交给几位诗人朋友传阅，请他们提出意见并帮助修改。从这个过程，大致不难看出，诗歌翻译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西班牙语版《红楼梦》

封面新闻：您觉得西方读者能读出《红楼梦》原文的精髓和感觉吗？

赵振江：作为一部文学经典，他们大体能懂。然而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它有不同层次的读者，也应有不同的译本。我们是西班牙语世界的首译，针对的是一般读者，他们主要是读故事，所以语言要流畅，要通俗易懂，不必也不应有太多的注释，否则读者会读不下去。当年在西班牙报刊上提到《红楼梦》时，总说它是“中国的《堂吉诃德》”。让我颇受刺激的是：《堂吉诃德》，自《魔侠传》1922年问世以来，在中国出了上百个版本，而《红楼梦》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至今只有一个版本，这种不对等的文化交流，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封面新闻：现在西班牙语在社会上又时髦起来了，很多年轻人去学。诗歌翻译，还是人才短缺吗？

赵振江：那主要是因为社会对西班牙语人才的需求量大，就业容易，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学西班牙语的时候，国内有西班牙语专业的高校不到十所，而现在有上百所乐，而且报考的人很多。但高水平的文学翻译、诗歌翻译人才还是短缺的。

封面新闻：现在国内，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师资情况，现状是怎样的？

赵振江：全国范围内，都不太乐观，“青黄不接”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的好转，如博士生导师，能招生的没几个，年纪大的退休了，年轻的没有上来。可喜的是许多青年教师都已获得博士学位，希望他们只争朝夕，尽快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善。

封面新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文学翻译经济效益比较低吗？

赵振江：经济效益比较低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在高校或者科研部门，译作不算科研成果。教师靠翻译不能评职称。所以很多教师，不太愿意做文学翻译。另一方面，文学翻译稿酬低，和商业或科技翻译相比，低得多，也是一个原因。而且，出版部门又不按质论价，不管翻译的难度，只管篇幅长短。再说从事文学翻译，要坐得住，花时间，不能急功近利，“萝卜快了不洗泥”，是做不好文学翻译的。当然，做什么工作，也不能粗制滥造。

封面新闻：有人说，拉丁美洲文学高峰已经过去了。拉美文学爆炸已成历史。您怎么看？

赵振江：那一代作家都已经作古了。现在就算再出来一个作家，哪怕你的水平跟拉美文学爆炸那一批作家的水平已经能比肩了，但想达到他们那个名望，也是很难的。这就跟老字号一样，因为读者接受一个作家需要一个过程。

封面新闻：诗歌译者，可以不是诗人，但一定要懂诗，会写诗。比如你翻译聂鲁达的诗歌，相当于用汉语替聂鲁达写诗。

赵振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记得有一次去黄山采风，一帮中国诗人和外国诗人一起。其中有一个西班牙诗人是我邀请来的，叫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我一给中国诗人介绍，他们都很激动，跑上去跟他握手，说“我喜欢西班牙诗歌，喜欢加西亚·洛尔卡、安东尼奥·马查多、希梅内斯、阿尔贝蒂”，然后那个西班牙诗人跟他们说一句话，他们有点吃惊，他说：“但是你们读的全是赵（指赵振江）写的。”

封面新闻：你对自己的门槛要求高，您说，如果自己无法用西班牙语写诗，就不去将中国人的诗翻译到西班牙语；把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还是要找外国的汉学家来做。

赵振江：是的。我绝不会为了几个钱，或者捞个虚名，去做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那不是传播我们的文化，而是糟蹋我们的文学作品。至于中国文学经典的外译，尤其是非通用语种，目前国外高水平的汉学家的确很少，很难由国外汉学家独立完成。因此，我建议采取“转译加审校”的模式：首先遴选出大家公认的好的英译本或法译本，然后请西班牙语高水平译者（应不难找到）译成西班牙文，再由我国的西班牙语学者根据原文逐字逐句审校。这样，既可保证译文质量，又可避免误译，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等到译介国有了高水平的汉学家，也就无需我们越俎代庖了。

封面新闻：您现在从北大退休了，每天的工作安排平常是怎么安排的？还在天天翻译吗？

赵振江：我退休13年了，和没退休差不多。晚上一般不工作了，白天主要还是翻译和写作，每周还要打两次篮球，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有时出去做个讲座、参加个诗歌节、诗歌周什么的，主要还是做诗歌翻译，只要有人找，只要我还能做，就做呗。

赵振江译作欣赏：

《生与死》

作者：贡萨雷斯·普拉达

译：赵振江

生的气息如烟雾茫茫：

人、鸟、花，都会死亡，

爱情奔向遗忘的海洋，

快乐躲进狭小的墓葬。

昨日的灿烂今在何方？

所有的光辉都会化作夕阳

所有的佳酿都蕴含着胆汁，

一切都在将出生的罪过补偿。

享乐是一个甜蜜的痛苦，

谁能只有欢笑而没有悲伤？

情感似火焰：疯狂而又徒劳！

焦渴即渴望：徒劳而又疯狂！

何谓生？身在梦乡而没有入睡。

何谓死？已经入睡又不在梦乡。

（ 《生与死》在题材上是一首哲理诗，形式上则是一首规范的十四行诗。作者为贡萨雷斯·普拉达。在西班牙原文中这首诗歌的排列很整齐。这首诗企图从无数对立意象的叠加中探询出生与死。）

来源：封面新闻 日期：2018年12月14日 记者：张杰

心译翻译工作室

英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