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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敢问路在何方
文学翻译,敢问路在何方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8-9-25
 

如今,多元文化碰撞,暗潮涌动。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是迫不及待的命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翻译面临怎样的挑战?文学翻译家担负怎样的使命?文学翻译应该恪守怎样的原则?针对上述问题,2018年6月16日,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举办了“新时代文学翻译的使命——文学翻译名家高峰论坛”,特邀十余位国内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与作家相聚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畅谈各自的文学翻译理念与感悟。在人工智能一路高歌猛进的新时代,文学翻译的路究竟在何方?

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教授曾翻译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追忆似水年华》等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他首先强调:“文学渗透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启迪人生,塑造精神,拓展思想,在这过程中,翻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现代的浙江诞生了许多有名的翻译巨擘,在此环境下举办这样的论坛,交流必定取得巨大的成功。”

文学翻译,敢问路在何方?

(许钧)

毕飞宇:翻译是道更是佛

在很多人眼中,翻译只是一门语言转换的工具,与中国文化是割裂开的。然而,翻译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就仅此而已吗?

茅盾文学获奖者毕飞宇,虽不是译者,但坚持认为翻译使中国文化多了一个维度。自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起,中国翻译实践使中华文化变得更加宽广和深刻,也使王维文化成为本土、自我的文化。翻译作用之大在于它不仅局限于书与书的关系,更呈现了不同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促使诸多伟大的艺术家得以出现。“如果没有一大批翻译先驱,唐朝诗歌就不会气象万千,就不会到达巍峨的巅峰——这一切都离不开翻译,只不过这棵树特别高,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积淀,才能使外来文化成为本土文化”,在毕飞宇心中,“翻译不仅是道,更是我们内心的佛”。翻译神通广大,只有翻译可以让我们从未知走向已知,再从已知走向更大的未知。翻译家值得感谢,更值得致敬。

文学翻译,敢问路在何方?

(毕飞宇)

林少华:翻译呼唤诗性追求

文学在近七十年来很少谈“美”,个别时期甚至“谈美色变”,将其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标志、无产阶级的敌人,然而,翻译过程中,“美”必然不可或缺,那么“美”将如何复位、“诗性”将如何回归文本呢?

《挪威的森林》的译者林少华热衷“闭关”,追求“诗与远方”。他认为,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翻译在政治和性之间的夹缝中生存,而如今,又极大地受到金钱、快餐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无法免“俗”,不谈“美”、形式感和创造性。同时,“谈美色变”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可见诸于西方世界。文学具备三大功能,唯独审美被置之不理,长此以往,文学批评将失去其存在价值,文学翻译也是如此。审美缺失,是新时代文学翻译存在的显著问题,因此,文学翻译的使命便是摆脱政、性、俗的纠缠,解放美与诗意。他将自己的翻译观浓缩为审美忠实,认为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其中审美层是重中之重、不可叛逆。

这种“美”还包括译者要具备属于自己的“调调”。他指出,“我们素来有三类翻译——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与才子型翻译,这三种翻译风格各有特点,工匠型翻译亦步亦趋,学者型翻译中规中矩,才子型翻译则惟妙惟肖”。好的翻译是能将书中原作者提供的,亦或是由译者语言、审美能力带来的腔调,呈现出精神、个性气质上的氛围。它不仅传达内容、语义或语法,更能重构文体之“美”。“好的作家就是文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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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

马爱农:翻译是通向多彩世界的大门

《哈利波特》的译者马爱农出生于翻译世家,家庭文学氛围浓郁,爷爷和妹妹都从事翻译工作。很多人将马爱农在翻译领域的成就归功于她的书香门第,事实上,促使她翻译出一部部极富童趣的作品不仅是家庭的文学氛围。

读过《哈利波特》中文译本的读者都知道,马爱农的文字轻松亲切,又不失准确,画面感极强。事实上,小说也有译者的再创作在里面,她的审美情趣、语言习惯和行文风格均渗透其中。对于《哈利波特》这样的作品,没有童心的人是译不好的,而童心与想象力是分不开的。马爱农指出,翻译儿童文学促使她的大脑像一个“永动机”似的时刻保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引领她走进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她表示,“在翻译人物对话的时候,我能清晰地听到人物在我耳边说话,他们的语气、情绪,都是那么栩栩如生。”尤其在翻译咒语时,虽然很多词语在字典中无处可寻,但她通过在脑海中勾勒当时的画面,想象主人公的处境,推测法术的魔幻作用,便能得出接近原文、又朗朗上口的咒语。在这两种语言中自由转换的感觉让她充满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也是文学翻译的美学所在。

郭国良:翻译是一场“公开的暗恋”

许钧教授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译者有必要带着对原文的疑惑会见作者,这一高见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事实上,译者与作者真的是非见不可吗?

对此,《儿童法案》的译者郭国良教授提出了有趣的“翻译暗恋观”,与许钧教授唱起了反调。他认为,“译者没有必要,且并不需要与原作者见面,最好能远远地暗恋作者,保持若即若离、朦朦胧胧的状态,这是文学翻译最理想也是最高的境界”,即“相见不如暗恋”。这样做可以让译者维持对作者的各种想象,通过作者写给他的“情书”,走进作者所营造的文学世界。同时,暗恋有助于激发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文学的魅力在于其暧昧性、神秘感,作者在写作时亦没有标准答案,译者作为一种特殊的读者,也应在阅读、翻译的过程中,展开属于自己的诠释。此外,暗恋有助于减少失落感,满足译者的“占有欲”。在郭国良眼中,作者是他可望而不愿即的“梦中情人”,他愿意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公开的暗恋”进行到底。

谢天振:文学翻译之于网络时代

随着翻译职业化时代的来临,文学翻译逐渐被边缘化了。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文学翻译该何去何从呢?

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探讨了网络时代文学翻译的命运:第一,在文学翻译遭遇边缘化的现实面前,需要培养新人读者群。第二,在国学成显学的今天,仍需发展文学翻译,为我们的文化提供可以借鉴的外来文化。第三,要为文学翻译家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大大加强对文学翻译批评的重视和鼓励。第四,需要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翻译文学评奖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经典的文学作品得以传承,才能让优秀作品得以普及,才能让劣质文学翻译无处藏身,才能推动文学翻译的发展繁荣。

文学翻译,敢问路在何方?

(左起:郭国良、袁筱一、谢天振、文敏、吴笛、朱振武)

此外,译林出版社编审王理行提出的“全面忠实观”在论坛中惹起了不少争议,在他看来“不忠实,非翻译”,他对葛浩文(莫言《蛙》的英文译者)“连译带改”的做法有着不同看法,认为译文要尽量的忠实原作,尤其要遵从原文中独特的“voice”(腔调)。对于完全忠实的可行性,毕飞宇表示质疑,并提出翻译创造性和个性存在的合理性。他以吴宇森电影中的慢镜头为例,认为好的翻译家可以通过“镜头语言”的翻译形成镜头的语言美学。林少华对此也有共鸣,“翻译是一个原作与译作风格和文体折中、融合的问题,是一门变通的艺术”。他引用村上春树的话表示,“原封不动的翻译是不可能的,正确的翻译未必是好的翻译,译者需要寻求外国陌生美、异质性与本土熟识性之间恰到好处的张力,在生熟之间寻求中和与平衡。” 《达·芬奇密码》的译者朱振武充分肯定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对等关系”,提出“不通一艺莫说译”,译者需要懂翻译文本的“行”,原汁原味地将原作传递给读者。他以自己和丹·布朗的人生经历、性格等方面的相似性为例表示,“正因为译者与作者之间存在诸多暗合之处,才会译出忠实原作的译本”。

文学翻译,敢问路在何方?

(左起:王理行、许钧、毕飞宇、林少华、马爱农)

就目前发展如火如荼的人工翻译而言,《浙江日报》高级记者文敏从传媒角度探讨了她对翻译行业情况的认识,提出“翻译机器本身不可能彻底取代专业人工翻译”。浙江大学教授吴笛也认为,“文学译者如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赐福人类般崇高,他们具有敢于反抗上帝的精神,永远不会被机器取代。”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筱一所说,“我们不急,我们且等”,译者在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的同时,应当富有耐心,捍卫中华文化多样性。随着民族文化的崛起,必将吸引更多外国作家自觉翻译中国作品,这也是成立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许钧教授强调,“成立译学馆的宗旨就是以中华文化为根,通过翻译、通过对翻译的研究、通过对文学文化的交流,来促进中外文明的互鉴、中外文化的交流,同时拓展我们的精神视野,驱动思想创新”。

来源:腾讯文化 日期:2018年6月27日 作者:温世程、李博爱 图:何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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