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爽爽贵阳美丽花溪，第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作家和汉学家们继续分组讨论，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写作和翻译的，对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怎么看？ 中国文学翻译成不同文字有何水土不服？大家畅所欲言，观点和观点之间，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碰撞出美丽火花。
关于女性
魏微：中国女作家不愿意让“女权作家”这样的称呼落在自己头上，虽然我们写了女性，但不愿意被称为“女性主义作家”，我们写的是人，而不只是女性。不愿意被限制在女性。
王跃文：中国对一些女性的美称叫“女公子”，其实也是歧视。
金仁顺：我觉得女性作家不是什么贬义，女性文学、女性主义作家不是什么不好的，我觉得很好。只要不是女权主义作家，不要把权力带入创作就好。谈到文学，中国的男作家普遍有傲慢心理，觉得中国女作家的小说不看也罢，觉得女作家的作品没什么参照价值。
李素：似乎以前男性作家写的女性形象不是“纯洁的女性”要不就是“婊子”，似乎女人就是这二选一，但女性作家可以换更多角度来写女性。
莉娅娜：当代中国文学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被接受的程度是根本不一样的。其实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不是写潘金莲，而是写中国的社会现实。但西方人就不理解（女主角的行为动机），墨西哥就能理解，因为社会背景都是女人也是为了家庭为了丈夫孩子付出。墨西哥的“潘金莲”，英国的“潘金莲”和捷克的“潘金莲”，那是不一样的。我们（墨西哥）有个评论家说，潘金莲就是墨西哥人。对于中国来说“外国”就是一个大国，中国之外的国家都一样，但实际上不一样。
关于翻译
莉娅娜：我看英文版的《红楼梦》，因为翻译的问题我没有感受到其中的韵味，不禁想：难道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就是这样？看来有很多东西无法翻译。
来源：贵州都市报 日期：2018年8月16日 文：实习生高源 记者：白凤 赵毫
心译翻译工作室
宁肯：中国文学有些东西真的不可翻译，“一切尽在不言中”的东西怎么翻译？故事是最好翻译的，很多东西不在故事范围内，中国作家又喜欢在故事之外折腾一些味道、意境、隐喻，这些根本无法翻译。但这些如果没有了，那故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了。《红楼梦》你要是把这些去掉了，那就成一条“干鱼”了。
豹鹿（墨西哥汉学家）：翻译是一个很孤独的工作，面对一台电脑，有一点自闭性的倾向。在翻译的时候，我们是要去进入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时间，另外的一个人的这种灵魂。在这方面，我觉得很奇妙。没有翻译，哪里来的世界文学。
西川：翻译有非常工具性的一面，也有超越工具性的一面。各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到今天，要感谢的人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翻译家。
关于中国文学
鲁敏：最早的时候，中国文学翻译主要偏古典的方向，前几年我们再看到汉学家，他们提出“有没有关于更多的城市生活，当下生活的这种创作，有没有关于年轻人的梦想、痛苦、他们的生活状态的创作。”你会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有一个流变的过程。
林雅静（俄罗斯汉学家）：俄罗斯的汉学家、翻译家在推广中国当代小说中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有一个呼吁项目叫“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呼吁出版项目”。这个项目也让很多读者认识了很多当代中国作家和他们的著作。尽管如此，俄罗斯对中国当代文学还存在无知和偏见。我在大学教书，问大一二年级的学生读过哪些中国作家，喜欢哪些书？ 问他们有没有读过莫言、韩少功。他们回答说：“没有，太难。”我开始的时候非常生气。我说：“难是什么难，已经有人翻译了。”现在我已经不怪学生了。因为他们的无知和偏见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市场的地位决定的。对俄罗斯读者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像是一种阳春白雪，很多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够高，怕自己看不懂，怕文化差异很大，所以很少接触。
饭塚容（日本汉学家）：除了对文学地位的考虑和我个人审美这些因素以外，译者和作者之间是否有机缘，是否惜惜相印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次翻译余华的作品是在1990年10月。那个时候网络没有普及，我们只能书信联系，我还清楚的记得在他收到我寄的杂志以后，他马上给我回信表示感谢。他还在信中充满激情地对我说：“我不太清楚现在日本对于中国文学的介绍处于什么程度。但我有一点可以自信的告诉你，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在稳步地走向成熟。中国的作家会在下个世纪让世界文学界吃惊。”这封信让我非常振奋，他的这种真挚和热情是我后来不断翻译他的作品的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