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朱振武 文学博士，上海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和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理事、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理事等。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文学翻译的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10种，编著50余种，译著20种，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另有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多种。主持译介的《达·芬奇密码》等5部丹·布朗的文化悬疑小说及相关研究书籍在国内反响较大。
从丹·布朗的小说谈起
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译很难，让译作在目标语读者中喜闻乐见则更难。在审美意象、思维和视角上与原作保持相似性，为读者奉上既符合汉语阅读习惯又忠实原作内容和风格的译文，则是难上加难。
记得最初在评论丹·布朗的小说时，我曾感慨：丹·布朗的小说创作短时间内就在世界各地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深层原因却主要在于文本中对传统文化的颠覆性阐释，对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重新梳理，对当下人们内心焦虑的形象传递，及其融雅入俗、雅俗同体的美学营构，这些要素满足了不同层面读者的审美诉求，激起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情感共鸣，引发了人们对既定的历史、对传承已久的经典文化和膜拜多年的宗教与科学的重新理解和审视。可以说，丹·布朗的几部作品从很大程度上既迎合了人们重构文化的宗旨，也顺应了商业社会中雅俗文学合流的趋势，这是丹·布朗获得前所未有成功的重要原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丹·布朗的作品让人们对小说这一久已低迷的文学样式刮目相看，使小说在各种新的文艺样式中又巩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的作品我们应该尽力原汁原味地译介给中国读者，这也是我近些年执着于丹·布朗小说的翻译的主要原因。
丹·布朗到目前为止共完成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其原版出版的先后顺序是《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骗局》、《达·芬奇密码》和《失落的秘符》。中国大陆引进的先后顺序则是 《达·芬奇密码》、《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骗局》和《失落的秘符》。我们大都知道，许多在国外走红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后并不走红，虽然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问题，有的译本并不能简单地说翻译错了，而是不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能在大陆畅销，能让读者喜爱，能让他们一气呵成地读完，翻译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读过丹·布朗小说的人都知道，系统专业的知识是其主要特色之一。《达·芬奇密码》的读者无不为作者广博的知识所折服。其实，《骗局》亦不例外。小说涵盖了海洋学、冰川学、古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天体物理学、气象学以及航天科学和军事科学等领域的专门知识，同时还涉及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全国勘测局、美国太空署北极科研基地、三角洲特种部队等多个美国政府高度秘密机构。因此，翻译这样的书，还要考虑和处理很多文学因素之外的东西。我曾笑侃，译好一部“密码”，掉了多少头发；译罢一部“城堡”，少睡多少好觉；译好一部“魔鬼”，平添多少皱纹。虽然是笑话，但个中苦涩与艰辛是不言自明的。
丹·布朗的小说涉及学科广泛是人所共知的。他创作每部小说之前首先要进行大量的实地研究，以及图书材料和专业知识、特别是高新科技信息的“取证”工作，并曾就小说中有关的各方面知识请教过大批的专家学者和专业工作人员，术语之多、之专、之新、之难都是文学翻译中比较少见的。《达·芬奇密码》出版之后，丹·布朗还对之进行了多处修改。这些都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陆谷孙先生在《英汉大辞典》的前言中引用18世纪英国诗人Alexander Pope的那句英雄体偶句说得好：To err is human; toforgive, divine.（凡人多舛误，唯神能见宥。）我曾戏谑地跟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书译罢满头秃。 ”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译很难，让译作在目标语读者中喜闻乐见则更难。在审美意象、思维和视角上与原作保持相似性，为读者奉上既符合汉语阅读习惯又忠实原作内容和风格的译文，则是难上加难。
真正搞翻译的人都清楚，文学翻译是最难的。因为其中涉及到太多的东西，意象、修辞、典故、思想情感、语气语调等很多方面，对译者的要求很高。说得稍微专业些，译本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得以畅行，自然离不开译者的苦心孤诣和辛勤笔耕，离不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美学理念和各种思维的综合运用。从丹·布朗作品的翻译实践来看，将美学理念与审美思维有机结合起来，并将之运用到文学翻译实践当中去，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使译入语文本接近源语文本，极力提高二者的相似性，是文学翻译者所应追求的目标之一。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文学翻译不是词句的形式对应，而是语言信息与美感因素的整体吸纳与再造。文学语言既有指义性，又有审美性，其美学特质——形象性、情感性和音乐性，是与整个文学的艺术特点相适应的。长期以来，受华夏文化传统思维和审美心理的影响，汉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以意统形、概括灵活、言简意丰、音韵和谐。这些特点相互融合，体现在汉语的各个层面上，深深融入国人的审美情趣之中。译者如果能把原作者的思想感情、语气语调乃至节奏韵律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原文的美感才能得到完美的体现，也才能真正赢得读者的认可。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天使与魔鬼》里面有个词是“Hassassin”，是作者自己造的词，我见景生情，触类旁通，创造了“黑煞星”这一新的形象。 “Hassassin”与“黑煞星”在发音上几乎完全吻合，而“黑煞”同时又让读者联想到 “心狠手辣”、“凶神恶煞”等一些意指，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麻醉剂的性能之烈，确有音义兼得之妙。翻译的灵感来自于译者全身心的投入，方可偶尔得之。主、客观因素相结合，使译者的情感汇聚到一个最佳点，其智慧得以充分发挥，激情达到顶点，从而产生灵感，获得一种新的感悟、形象和概念。因此，译家需要协调原作的语言风格和阅读的审美视角，做到既能进入到原作的审美视角和原作者所臆造的想象空间，又能充分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视角，通过建立格式塔意象，进行文化整合，从而找到相应的表述方式。
由于语言的表层意义和所指意义、形式和内容之间会有一定区别，因此我们在忠实字面意义的同时要视语境而定，决不能机械照搬，决不能丢失主信息。美感体验源于审美距离，译者在仔细确定审美视角之后，要充分考虑意义的空间距离，对其进行灵活的调配，使阅读空间获得敏感性。这样，审美的效果才能在译文里得到更好的传递。作为审美表现之一，文学翻译特别需要意识的主动控制与思维的积极参与，因而需要美学意识与各种翻译思维的互动。因此说，文学作品的美学功能和文学语言的特性对文学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把文学翻译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下，把翻译的视角和距离等美学和思维问题都充分考虑在内，极力提高目标语文本与源语文本的相似性，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文学翻译的审美旨归。
翻译的 “数”与 “术”
真正的翻译家似乎都不大有兴趣研究翻译理论或探讨翻译技巧，有的也多为 “丛残小语”，难登“大雅”，或不成气候，形不成“门”、 “派”。我国的翻译家，鲁迅以降，到朱生豪、傅雷等，大都如此。
应该说，目前我国翻译界的确有不少滥竽充数和鱼目混珠的现象。比如有人说他一天正常工作之外还能翻译好几万字，还有人号称能翻译多种甚至十几种语言的作品，对此我只能是望洋兴叹、自叹弗如。就连傅雷这样的大翻译家，汉语和法语修养那么好，而且是职业翻译家，他一天也只不过翻译2000多字。我们这些后学，且不说学术素养、双语能力和文化修养远不及傅雷先生，就单说打字吧，几个钟头几万字，连专业打字员都很难做到，更别提对原文的揣摩和研磨，并转换成在几个方面与原文都保持一致的道地的汉语了。当然，若从网上拉下来 “改译”或是照着从前的译本 “重译”的所谓 “经典重译”，当然不在我们的考量之内。有些人 “翻译”的速度的确奇快无比，一星期就能 “翻译”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有的人把港台的繁体字本改成简体字本，速度也是惊人。但这样的人往往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从不 “翻译”没有译本的书。至于能翻译多种外语，这样的人在我们国家极少，能读懂几种语言的人还是有一些的，但离翻译文学作品的程度往往还有距离。至于说能翻译十几种外语的文学作品，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国家是绝对没有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出版人也难辞其咎。曾有一个出版社的老总让我审一部译作，我看完之后跟他说这部“译作”和原文没什么关系，那个老总非常吃惊，说这个译者的英文水平很高，大学英语六级都过关了。很多搞出版的人以为，懂几个单词会查字典就可以搞翻译了，其实根本不知道翻译的重要性，不知道文学翻译是怎么回事儿。我曾在上海翻译家协会大会上编过这样几句话，叫做译事八型： “译者的选择：随意型；译者的权益：轻视型；译品的选择：盲目型；译品的质量：粗糙型；编辑的工作：马虎型；时间的限制：紧逼型；后期的制作：隐秘型；作品的宣传：羞涩型。”当然，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前两年的世界翻译大会的筹备会上，我曾倡议：对前辈持敬重之情，对后辈有奖掖之举，对同辈无相倾之意。
我在大学教书，因此免不了要研读谈翻译的书。谈翻译的书，特别是谈文学翻译的书一般有两大类，一类是纯粹探讨翻译理论的书，搞翻译的人大都不看，看也看不下去；一类是单纯探讨翻译技巧的书，这些书往往都是不怎么做翻译的人 “研究”出来的，不是隔靴搔痒，也多是纸上谈兵，所谓的实用指南并不能用到实际中去，因此，一般初学翻译的人看过之后容易堕入五里雾中，而搞翻译的人更较少去关注这些书。真正的翻译家似乎都不大有兴趣研究翻译理论或探讨翻译技巧，有的也多为 “丛残小语”，难登 “大雅” ，或不成气候，形不成 “门” 、“派”。我国的翻译家，鲁迅以降，到朱生豪、傅雷等，大都如此。
近年来，译家们更是鲜有翻译 “专著”，国外翻译界大体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因此，看到美国著名翻译家克利福德·E·兰德斯的 《文学翻译实用指南》一书，不由得眼前一亮。仔细阅读这部翻译著作，我们能深深体会到，这是一部几乎没有什么 “专业术语”的文学翻译著作，纯粹是写翻译感想和切身体验，而且循循善诱，娓娓道来，方方面面，考虑周详。作者是想和初学翻译的人谈谈心，和有一定翻译经验的人交交心，而不是所谓的 “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兰德斯就是要把他的 “金针” “度与人”，就是要揭开把翻译理论与实践隔开来的那层薄薄的窗纱。
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其本质是主观的。我在给研究生开设的翻译课上曾总结过 “译事十诫” （一戒言词晦涩、诘屈聱牙；二戒死译硬译、语句欧化；三戒望文生译、不求甚解；四戒颠倒句意、不看重心；五戒前后不一、一名多译；六戒无凭无据、不查辞书；七戒格式混乱、不合规矩；八戒草率成文、不加润色；九戒抄袭拷贝、惹祸上身；十戒应付差事、不负责任）和译事十法 （一曰贴：紧贴原作；二曰换：切换自如；三曰化：回归本土；四曰粘：前后呵护；五曰减：删减冗赘；六曰添：增字添词；七曰合：合并散句；八曰断：切断长句；九曰注：注疑释典；十曰诠：力求晓畅）。但这些东西不可能穷尽文学翻译中的各种事项，更不能把它们作为行动中的指南或诀窍。事实上，文学翻译对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天赋等各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文学翻译需要 “译商”
“好的译文是原作者的汉语写作”，傅雷先生的这句话说得再好不过了。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自然要把原文文化背景吃透、挖深，然后在内容、形式、风格、意境、修辞手法等多方面进行比较忠实的?译，如此成功的转换方能成就好的译文。
记得在纽约大学访学时，美国著名汉学家罗慕士 （MossRoberts）先生就谆谆告诫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要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外语；而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也不会把美国文学翻译成汉语。他认为，这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这话虽然说得可能有点绝对或过火，但却是我们建国后几次大规模的中国文学外译都不能算是非常成功的原因之一。罗慕士的汉语很好，但他把 《三国演义》和 《道德经》等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翻译成英语，却从不反过来做。兰德斯也是如此，他给出的指南针对的是源语译成目标语，特别强调把源语译成母语，认为把母语译成外语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是失败之举。当然，作者这里仅就文学翻译而言。但是，像 《红楼梦》等作品的译者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那样中西合作的方式，看来还是非常可行的。当然，这需要译者对这两种工作语言的相关知识都了然于胸，流畅的母语表达和扎实深厚的源语基础是必备条件，但对母语的熟谙显然是重中之重。
前面说到，翻译有多种，如商业翻译、金融翻译、技术翻译、科学翻译、广告翻译等等，而只有文学翻译要求最高，使人一直处于创造性的想象之中，也只有文学翻译才能使译者获得更多美的体验。当然，文学翻译也有为名、为利或为消遣的，但大多数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是从精神层面出发，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旨趣和审美的理想。文学翻译有其独特品格，使之与其他翻译区别开来。文学翻译除了需要译者对源语和目标语均精通以外，还要对两种语言的文学、文化包括民族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知识都十分熟稔。比如在技术翻译中，只要将具体资料和信息如实翻译过来就万事大吉了，风格等问题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技术翻译好比运送轿车的集装箱，只要轿车安然无恙地抵达，其先后顺序等问题是无关紧要的。而文学翻译则不然，轿车的顺序，也就是风格是至关重要的，有灵活生动极具可读性的译文，也有矫揉造作、僵硬古板、剥离了源语中的艺术和灵魂的蹩脚的译文。
因此，文学翻译要求最高，这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文学翻译是昙花一现的艺术，其生命也就是三四十年或者四五十年，嗣后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鲜活力以及与读者的交流能力，它需要与时俱进，因为不同时代的读者需要不同的译文，很多文学作品就要不断地重译，以保持其作为文化和时代的终结的功能。不同时代的译者都应有自己的声音，而且优秀译著的生命力可能会超过原作。正如兰德斯所说： “希腊人只有一个荷马，我们则有很多。”
文学翻译该怎样起步，其实，个中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动手。拿游泳做比，要想学会游泳，当然要跳到水里。选材也很重要， “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劣材成不了精品，好的作品加上好的译品才会产生好的印品。当然，译者也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译者既要有丰厚的语言文化功底，也要具备奉献精神和使命感。昂贵的相机造就不出摄影师，满架的词典也成就不了翻译家。做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要求较高的“译商”。所谓 “译商”是指对译文能够准确把握和自如转换。翻译的标准众说纷纭，但还是要看翻译的目的和原文文本，翻译没有单一的标准，任何固定的标准都难免以偏概全。应该说现在中国人外语水平总体提高很快，相应地，翻译水平也有所提高。真正好的译文应是目标语读者所喜闻乐见的。 “好的译文是原作者的汉语写作”，傅雷先生的这句话说得再好不过了。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自然要把原文文化背景吃透、挖深，然后在内容、形式、风格、意境、修辞手法等多方面进行比较忠实的?译，如此成功的转换方能成就好的译文。
有的人想从翻译理论入手做文学翻译，这可能是同行们最不认可的事了。其实，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是两回事。“懂翻译理论才能翻译”就如同 “懂汽车引擎系统点火理论才能驾车”一样，都是可笑的，有些理论还会使译者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我们强调忠实源语，但对那种过于拘泥于原文的 “愚忠”则应给予抨击。一味 “愚忠”的做法是简单地从原文出发，其实并没有真正读懂原文。任何句子都有其特定语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孤立处理、机械对等实在是文学翻译的大忌。认为熟谙语法、词汇且有词汇量就足以做一个称职的文学译者了，那是天真至极，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才是关键。因为文化构成、改变和制约着语言。兰德斯曾指出，双语者已是相当不易，而从双语者到双语文化者还差得远，因为真正的双语文化者以奇特的方式认知符号、象征乃至禁忌，甚至在潜意识情况下随意使用，而且可以分享集体无意识。这样的要求和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来源：解放日报 日期：2012年4月22日 作者：朱振武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