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沉默了吗？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今通译为薄伽丘）、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鲁迅先生晚年在给叶紫《丰收》作序中这样写道。

对中国文学爱好者来说，俄罗斯文学曾是最美的风景线。

自1903年第一个汉译俄罗斯文学单行本（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上海大宣书局出版）问世，至1949年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

据学者陈建华先生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计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俄苏作家多达上千位。

俄罗斯文学陪伴了几代中国读者成长，其精神诉求、审美范式、创作原则等已嵌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成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鱼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日瓦戈医生》《癌症楼》等俄罗斯小说仍是中国作家的模仿对象。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起，曾被我们视为“小说艺术巅峰”的俄罗斯文学突然“沉默”了。马尔克斯、略萨、卡佛、契佛、博尔赫斯等被反复提起，而索罗金、佩列文、乌利茨卡娅、阿库宁等成了陌生人。以阿库宁为例，他是后苏联文学时期第一位靠写小说致富的作家，可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汉译本，即《FM密码》。

俄罗斯文学究竟怎么了？真的从高峰跌入低谷了吗？其实，这一切只是“剧场效应”带给我们的错觉。

当成良药引入的俄罗斯文学

鲁迅先生曾说：“从那里面（指俄罗斯文学），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这是“五四”前贤们的共识。他们认为中俄境况相似，俄国经验更适合中国。

李大钊曾说：“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

瞿秋白则说：“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罗斯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周作人也说：“俄罗斯文学的背景有许多与中国相似，所以他的文学发达情形与思想的内容在中国也最可以注意研究。”

从没有人追问过：中国和俄罗斯的“相似”究竟是真实的，还是错觉？

前贤追捧俄罗斯文学，实为当时日本“俄罗斯文学热”的一种转写。据学者王胜群先生研究，日本在1908年时，俄译文学种类已超英译文学，至1930年代中期，仍居翻译文学首位。

初期汉译俄罗斯小说多是留日生从日文转译而来，目的是应对时艰。

康有为曾说：“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唯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

当时国人将俄、日视为榜样，但中国留学生赴日后，发现很难融入日本社会，且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深感担忧，遂从“以日为师”转向“以俄为师”。

于是，俄罗斯文学被当成救世良药，大量引入。

俄罗斯文学为何有魅力

日本当初选择俄罗斯小说，亦有振作民族精神之意，当时日本文化界常感慨：“虽在战争中取胜（指日俄战争），却在文学上落败了。”

然而，日本学者很快反省：“日本人对于俄罗斯文学普遍感到有种土腥气，甚至觉察出西欧文学所没有的怀念与可亲。”

当时日本正从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年轻人纷纷告别土地，进入城市，可他们在情感上无法适应陌生人社会，因此对乡土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

西欧早已度过这一历史阶段，作家很少再写相关内容，所以日本读者感到“不亲切”。而俄国恰好也在此过程中，投射在创作中，赢得日本读者好感。

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认为中俄“相似”，亦属同理，但他们那是被压迫民族共同的心声，是永恒而唯一的。

此外，俄罗斯文学确实提出了许多过去中国文学未曾关注的议题。

俄罗斯文学深受东正教影响，带有强烈的弥赛亚情结，即坚信自己的价值观具普遍性，应人人奉行。与此同时，东正教认为人间充满苦难，人只有受难才能获得拯救。在东正教历史中，有“圣徒传”写作传统。圣徒们为获绝对真理，甘愿受苦，他们不断拷问自己，形成了独特的“道德神学”。

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的小说中，主人公均在忍受灵魂煎熬，并通过精神上的自我折磨，实现自我升华。

这与中国古人的“淑世精神”不谋而合，但俄罗斯文学更进一步，它精描出一个高于自我的“灵魂”。中国古代士人的信仰不甚具体、形象，只好将自己托付给历史，以“留取丹心照汗青”。而聂赫留朵夫、拉斯柯尔尼科夫、列文等人可立地实现自我拯救，他们的牺牲如此悲壮，达到熟人社会道德想象力的极致。

俄罗斯文学不只在文本上感染读者，还给出成就人格的路径与模板，它抚慰了转型中自我沦丧之痛，所以在变革社会中引起巨大共鸣。

保尔·柯察金、卓雅、舒拉、奥列格……他们曾是一代中国人的偶像。

内心深戏的贫困

深邃的主题、抒情意味的笔调、对人命运的悲悯、克制陈述的从容，拼出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可这个世界也有巨大的短板，即：它并未回应现代性的根本之问。

现代性最终会将我们带入陌生人世界中，成为原子化的个体，被迫接受世界涂改。当我们日渐被异化时，究竟该何去何从？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文学提供的内心深戏式的解决方案显得高度不靠谱。

首先，内心深戏的元素其实是外部世界提供的，有可能蜕变成用内心将外部缺陷合法化的自欺。

其次，充满了理性主义的武断，往往用崇高来反对具体的人。

其三，主张自我应为意义而毁灭，并极力美化这一毁灭，这就背离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启蒙主题。

换言之，俄罗斯文学依然带有“厌己”的痕迹，它不断在寻找新的精神高度去跪拜，如果找不到，它便会虚拟一个。可虚拟出一个高于人性的天堂，也就虚拟出一个低于人性的地域，个体不得不在这两端摇摆。这也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性的两极——既极端包容、善良、正义和理性，同时又有酗酒、想入非非、谄媚、粗暴的一面。

周作人曾检讨自身带有两个鬼，即“流氓鬼”和“绅士鬼”，二鬼缠绕，让他痛苦万分，不得不折中：“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

可见，这一潜在的精神分裂可能是熟人社会的常态，但俄罗斯文学将其推向极致。可历经一番精神折磨后，人却并未成为现代人，社会也未达成现代性。

来源：北京晚报电子版日期：2018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