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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老成都的文学翻译大家——张友松
终老成都的文学翻译大家——张友松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8-5-24
 

1903年,张友松生于江西醴陵县西乡三石塘

张友松,著名翻译家。 湖南醴陵人。原名张鹏。北京大学肄业。曾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创办春潮书局,任经理兼编辑。建国后,任《中国建设》编辑。

译有英史蒂文森《荒岛探宝记》(即《金银岛》),德斯托谟《茵梦湖》,俄 屠格涅夫著《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初恋〉,美马克·吐温著《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汤姆索亚历险记》、《百万英镑》、《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竞选州长》、《王子与贫儿》、《镀金时代》、美基伦斯著《杨布拉德一家》等。

张友松先生晚年移居成都,于1995年在贫病中逝世。

张友松 ——藏在鲁迅日记里的翻译大家

13年前(注:1994年)的元宵节。成都杜甫草堂西侧,一间阴暗、狭窄和杂乱的居室里,墙角边的小床上蜷缩着一位白发稀疏的老人。

微弱的光线从窗口斜射进来,照在发黄的被盖和老人瞎了一只眼睛的苍白的脸上。靠墙一侧的床边放了一只小闹钟,床头上有一盏积满灰尘的小台灯。我一阵心悸。难道眼前这位孤独的老人就是我苦苦寻觅的皇皇10卷本《马克·吐温选集》中文译者、被人誉为“开启世界文化之窗”的著名文学翻译家张友松吗?

走进这间小屋之前,我手里拿着从老报人车幅先生那里得到的地址,在住宅大院里四处打听这位当年鲁迅的朋友、第一位把马克·吐温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大家,许多人却摇头不知。直到我向一名年轻人仔细描述了很久之后,他才将信将疑地说:“你说的该不是住在我家对面的张老头吧?”

我终于鼓足勇气,敲开了“张老头”的房门,并很快确认,眼前这位白发老者,正是我要寻找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鼎鼎大名的张友松!

让我们先把时光倒回6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吧。

鲁迅和林语堂的交恶与他有关

1929年8月28日。上海。一场大雨之后,云收雨驻。

晚上,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带着鲁迅的书样纸版和所欠稿费,送去靠近虹口花园的北四川路尽头景云里鲁迅先生的家。自此,一场北新书局同鲁迅之间的“版税风波”终于得以和解。

当晚,李小峰在北四川路南云楼宴请鲁迅、许广平和郁达夫、王映霞等人。林语堂随后也携夫人一起赶来赴宴。

酒酣面热之后,李小峰提起这场风波其实是受了书局前同事、青年作家张友松的挑拨。鲁迅先是没有表态。林语堂则随即附和了几句,还顺带责备了当时并不在场的张友松。

饭桌上的人都没有想到,鲁迅这时突然从座位上一下站起来,脸色发青,大声吼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鲁迅申辩说,他同北新书局打官司,根本没有受任何人挑拨,林语堂这是明显在讥讽他。林语堂当时也壮着喝了几杯酒,不甘示弱,站起来同鲁迅针锋相对,并大声申辩说,他完全没有讥讽先生的意思。

据后来林语堂回忆说,当时他并不知道李小峰欠了鲁迅很多账,也不知道两人还为此打了官司。他说那天同鲁迅闹翻,完全是鲁迅“神经过敏”。他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

鲁迅则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当时郁达夫眼看双方“火药味十足”,赶紧站出来打圆场,一面按住鲁迅坐下来,一面拉了林语堂和林太太,随即离开了酒楼。自此,鲁迅和林语堂这对多年的文坛宿友终于分道扬镳,从此断绝了两人间的所有往来。对于这一段文坛史实,鲁迅、林语堂和郁达夫等人在各自的日记或回忆文章中都有过详细记载。

鲁迅借钱给他筹办书局

1903年11月12日,张友松生于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三石塘。12岁那年,他随大姐张挹兰迁居北京,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半工半读,课余翻译英文小说。

当年张挹兰在北京大学读书,跟随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一起闹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后来与李大钊等20多名共产党人一同被捕,并于同一天牺牲在奉系军阀的绞架下。

受大姐影响,张友松在北京读书期间,先后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除李大钊外,他当时还与邹韬奋、冯雪峰、柔石、邓颖超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其间,他还跟随大姐一道南来新加坡,转道去当时荷属的苏门答腊首府棉兰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

后来,张友松同大姐张挹兰继续回北大半工半读,并供养家中的母亲和弟妹。大姐牺牲后,他的家庭负担一下变得更重,也不能继续留在北大念书了。当时在北大教书的鲁迅对张友松寄予了很深的同情,鉴于他勤奋好学,读书期间已发表过不少英文翻译小说,便亲自推荐他去了北新书局做编辑。

张友松原本与李小峰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同学,两人都曾是鲁迅和林语堂名下的学生。后来李小峰在上海创办北新书局,鲁迅的很多书都是通过他出版的。

谁知,北新书局做了不到一年,张友松便因书局拖欠鲁迅稿费而同李小峰彻底闹翻。

“别看鲁迅的文章写得泼辣不留情面,可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却在版税这类问题上往往打不开情面,所以被人欺负。”张友松回忆说。

为此,他一方面帮鲁迅找律师同李小峰打官司,向对方追回所有欠账,另一方面又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自己的春潮书局,继续出版鲁迅等人的著作,并翻译出版沙俄时代作家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鲁迅不仅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帮张友松邀人组稿,拟定编辑文艺丛书计划,而且还在自己经济收入相当拘谨的条件下,借给张友松500元钱,帮助他筹办新的书局。

“在那四顾茫茫的日子里,只有鲁迅先生最关心我、最同情我的处境。有时他和我长谈,使我精神振奋,有了克服困难、不畏艰险的勇气。”

然而,由于缺乏经商和管理经验,张友松的春潮书局很快就倒闭了。

回忆这段往事,他总是说自己辜负了鲁迅的扶持和希望,并为此感到十分内疚,说这是他“毕生莫大的恨事”。

1921年的南洋之行

我原来以为,张友松早年的南洋之行是因了郁达夫的介绍。直到后来我举家移民新加坡后,在新落成的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九楼中文图书部查阅资料时才发现,其实张友松是在1921年夏天中学毕业后,受了当时在苏门答腊教书的一位叫做林熙盛的中学同学邀请,同大姐一道来南洋的,比郁达夫早了整整20年。

他们这趟下南洋,随行带了张挹兰的大学同学、一位叫胡人哲的女教员,原本是要介绍给林熙盛做太太的。不想到达苏门答腊后,林嫌胡人哲人“太丑”,而胡也嫌林熙盛“不懂文学”,结果两人恋爱没有成功。

后来胡人哲在当地嫁给同一所学校的一位“自命为文学家”的青年同事,此人姓李。谁知结婚不到三个月,新郎官“李文学”就死了。胡人哲为此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以后回中国写了一些伤感的诗文发表,引起鲁迅同情和抚慰。张友松回忆说,以后她病重时,鲁迅还曾两次亲自上门探望。

为译书事与林语堂闹得很不愉快

张友松从北新书局出来创办自己的春潮书局时,林语堂曾答应为他翻译苏联作家奥格涅夫的《新俄学生日记》。张友松说,当时林语堂还没有动笔,就已先付了他一笔版税。可是后来林语堂译了一半就扔下不管了,催过多次之后,他才叫张友松接着把后半部译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他同林语堂联合署名翻译《新俄学生日记》的由来。

据我后来查阅有关资料,在林语堂生前出版的大量著作中,唯有这部《新俄学生日记》是他与人联合署名的译著。该书由他亲自写序,由张友松的春潮书局出版。

张友松为这事与林语堂闹得很不愉快,几十年后提起这桩公案,心里依然忿忿不满。

《鲁迅日记》114处提到张友松

我查阅《鲁迅日记》,发现日记中114处提到张友松。其中,仅1929年便有89处,主要记载张友松帮他打官司的事情,也包括当时文坛故友的一些往来。

日记记载,周海婴出生刚第五天,鲁迅就带张友松去当时的福民医院看望许广平和海婴,张“赠毛线一包”,并送鲁迅“仙果牌烟卷四合”。可见,张友松当年同鲁迅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鲁迅那时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版税。北新书局一再拖欠版税,让鲁迅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海婴出生前一月,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友松、家斌来,晚托其访杨律师,委以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并付公费二百。”(1929年8月13日) 家斌姓党,是张友松在北新书局的旧同事,杨律师全名叫杨铿。鲁迅还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有“夜大风雨,屋漏不能睡”字样。可见,尽管当时鲁迅的名气已经很大,但他生活的窘迫却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日记还记载,张友松结婚的前一天下午,鲁迅同他的三弟周建人一道上街,亲自“买铝制什器八件”,托人次日送去张家“贺其结婚”。

1930年,春潮书局倒闭后张友松继续在青岛、济南、衡阳、长沙、醴陵和重庆等地做过近10年的中学教员,并在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过晨光书局。

至此,张友松已翻译出版了契诃夫的《三年》《爱》《决斗》和《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屠格涅夫的《春潮》和《薄命女》、普列弗的《曼侬》、显克微支的《地中海滨》、吉卜林的《如此如此》、霍桑的《野客心》、高尔基的《二十六男与一女》,以及英汉对照的德国斯托谟的《茵梦湖》和《欧美小说选》等10余种。

大家都以为他已不在人世

1951年9月,张友松到北京参加英文版《中国建设》的编译、采访和组稿工作。1954年后,转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文学专业翻译。反右运动一开始,他就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更是遭受打击。张友松最后终于从文坛上消失,被人彻底遗忘,熟悉他的人大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直到1994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91岁的老人了。

我的到访吵醒了老人清凉的梦。当时他已经视力不好,听力也衰退了许多,行动起来非常困难。

老先生得悉我去采访他,要为他拍照,便在我的帮助下从床上欠起身来,摸索了好长时间才慢慢穿好衣服。他倾身向前,只见两只手颤抖着拉开床前的书桌抽屉,摸出一只假眼来嵌在右眼处,然后又颤巍巍地自书案的玻璃杯中掏出一圈塑料假牙套进嘴里。

我为老人的悲惨境遇深感不平。他却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什么,一个人经受一点苦难可以使自己更坚强起来!”

张友松在反右运动中备受批判,被扫地出门赶回湖南老家乡下教书,10年文革更是惨遭毒打,右眼被“红卫兵”伤残至瞎!“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啊!”老人愤懑地说:“眼睛打瞎算啥哟,没有被打死就算万幸啰!”

在那些日子里,他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执着的精神,翻译了《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王子与贫儿》《密西西比河上》《镀金时代》《傻瓜威尔逊》和《赤道环游记》等马克·吐温的全部小说。后来又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集《世外桃源》、美国黑人作家基伦斯的《扬布拉德一家》、史蒂文森的《荒岛探宝记》,还与人合译了《马克·吐温传奇》一书。10卷本中文版《马克·吐温选集》后来也在台湾出版发行,受到海内外读者热烈欢迎。

一边是书肆上一排排精装华丽的世界名著,一边是小屋内生活穷困潦倒的文学翻译大家。张友松既不懂得炒作,更不会去经营,发财的永远是书商,是出版社。

老人说,他还在埋头写回忆录,要让后人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在成都郊外无声无息地隐居、离世

1984年,81岁的时候,张友松同老伴一起迁居成都,住在女儿家。老伴姓徐,年老体衰,自理生活尚且困难。夫妻俩曾有一个儿子,不幸早已病故,一切饮食起居只能依靠女儿一家照料,而偏偏女儿做工的那家工厂又年年亏损,每月的基本工资都没有保障。

张友松偏居成都郊外,无声无息地隐居在一处冷清的角落,被世人彻底遗忘了,甚至连对面邻居都不知道这个“张老头”究竟是干什么的。

他的小房间里,书桌像一座小山,堆满了各种报纸、样书、信件以及大大小小的各色药瓶、衣物和其他杂物,很难开发出一尺见方的“净土”来。而他的大量译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的。

1995年,张友松病逝于成都杜甫草堂西侧一间阴暗陋室,时年92岁的白发独眼老人,不得不搁置手中的放大镜与译笔,结束长达六十多年的翻译生涯。

“没有人为您发讣文,没有举行像样的告别仪式,没有人为您树碑立传。”张立莲在《怀念我的父亲张友松》里如是写道。

综合来源:360个人图书馆、新加坡联合早报、株洲日报

转自:都翻译协会 日期:2018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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