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黄灿然的诗集《奇迹集》新版了，增补了不少诗歌。随手翻看就是那首喜欢的《来生》：“我常常想，如果有来生/我下一辈子就不做诗人了/我不是后悔今生做诗人。不，我做定了/我是带着使命的，必须把它完成/但如果有来生，如果有得选择/我下辈子要做一个不用思考的人。”
这首诗歌道尽了诗人的艰辛和幸福。在现有的文化语境中，说你是一个诗人，并不是一种清晰的身份，反而给人的印象是，你是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借用美国作家威尔·罗杰斯的自嘲：当你什么都不是时，你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位艺术家，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你不是。同理可证中国诗人亦如此。当你宣称自己是一位诗人时，意味着失业、挨饿、神经质，以及不正经。
当然，这种偏见源于很多人对诗人的误解，更多的时候源自诗人是一群无法养活自己的写作者。所以，就算你是诺奖诗人布罗茨基和米沃什，也得靠去大学教授诗歌写作才能生活，更别说那些挤在获奖之路上的众多名气稍逊的诗人。但是，“你不可以靠诗歌养活自己”，除了诗人无法靠诗歌挣到足够的生活费，还有另外一种解读。用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说法，在精神的意义上，我们也无法仰仗诗歌，因为诗歌表达的是一个碎片化的时刻，无法提供给我们足够全面的精神滋养，无法满足我们融合的深刻欲望。正因为如此，大多数诗人都有一个其他身份，比如黄灿然除了诗人这个身份，我们还熟知翻译家黄灿然。
前不久，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揭晓，2017年年度致敬作者奖颁给了黄灿然。黄灿然接受这个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听说有些奖金”。这个大概就是诗人无法靠诗歌养活自己的佐证。大多数人无法理解艺术工作者的一个原因在于，为什么一个人明明可以找个安稳的工作养活自己，偏偏愿意过着朝不保夕的清贫生活，也心甘情愿投身于各种艺术创作。我只能说，这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无法用金钱的标准去衡量判断，也许我们可以借用里尔克的话说，它事关信仰，谁不怀着他全部的热望和内心的一切献身于艺术，谁就永远不会达到最高的目标。黄灿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考入了香港《大公报》做国际新闻翻译，这个工作他已经做了二十多年。四年前，他才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卖掉了房子，移居到了深圳的洞背村，一手诗歌，一手翻译，支撑到了现在。《奇迹集》中有很多诗歌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气息，还有很多蔓延着一丝孤独的味道，比如有一首诗歌《像个人》中写道：“看到我的同代人，还有/比我稍早的一代人，甚至/比我稍晚的一代人/生活稳固了，舒适了/……/我并不为他们/感到丝毫的宽慰/他们努力了大半辈子/终于活得像个人/下半辈子也许还要努力/继续活得像个人。”努力选择一种心仪的生活方式，并不容易，尤其是对诗人来说。
而他的翻译除了文论就是诗歌，我们不提卡尔维诺、桑塔格、聂鲁达、米沃什、曼德尔施塔姆等总是与黄灿然联系在一起的伟大的名字，单是2018年年初，就已经陆续出版了黄灿然翻译的希尼的诗歌选集《开垦地》和文论《希尼三十年文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我们还会看到黄灿然翻译的米沃什的《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这些都是大部头的作品。这是他翻译的一个标准，他只翻译那些打动他的诗人的诗歌，文论亦如此。
除了老一辈的翻译家，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的译者，但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人配得上诗人翻译家的称号，在我的阅读中，这是一个荣誉称号，大部分的翻译最多做到准确，而诗人翻译家还能在翻译中找到音乐的韵律和诗歌的节奏，这个很难。我曾经跟一个朋友争辩何为好翻译，除了基本的准确之外，很难做到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中完全统一。所以，从一开始翻译就意味着丢失东西，或者直接说翻译是一种损失。
换句话说，翻译好的是原著的功劳，翻译不好是译者的罪过。而在中国做翻译，尤其是文学性质的翻译，意味着你辛苦的劳作基本没有收入保证。在《奇迹集》的后记中，黄灿然将翻译形容为一种服务，一种简单而有效的维持，“完成一个翻译任务，离开一会儿翻译，便风吹草动，叶子飘零……”
■试读
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十岁小孩。我的意思是，没错，我也做普普通通的事情。我吃冰淇淋。我骑自行车。我打球。我还有一款XBox。我想，这些东西让我看起来很普通。而且在内心深处，我也觉得自己普普通通。不过我知道，一个普通的孩子不会在操场上吓得别的普通孩子失声尖叫，四散逃开。我知道，一个普通的孩子无论去哪里，都不会被人一路盯着看。
——《奇迹男孩》
〔美〕R.J.帕拉西奥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类都是木偶。我们每个人都自带一套木偶线，当线被往某一个方向拉时，正像是我们的行为在无意中被引导。如果你知道如何去控制这些线，你就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本书就是要教你如何控制你的线，此外还会教你如何成功地（不违背道德地）说服其他人。因为我作为一名读心者和心理学者的独特经历，本书也不同寻常。它与其他关于说服力的书最大的区别在于，本书提供的说服方法被有序地安排为一套“七步走战略”。
——《说服：像讲故事一样讲道理》
〔美〕尼克·克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神秘主义，随着神话和拟制（fiction）那温暖的暮光转向事实与理性冷静的探照灯，通常已经没有什么可供自夸的了。神秘主义的语言，除了在自己的魔法或神秘圈子里面回响，常常显得贫乏，甚至略有些愚昧，而那些令人极为迷惑的隐喻和夸张的图像，一旦被剥去色彩斑斓的羽翼，就很容易变成类似波德莱尔《信天翁》里的那幅可怜景象。
——《国王的两个身体》
[德]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来源：现代快报（南京） 日期：2018月2月4日 作者：思郁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