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面世的《红豆》创刊号中有一则“徵稿简约”,其中有云:“本刊内容约分一散文小品,二诗,三短篇小说,四论文,五文艺杂文者栏,除暂时不收译稿外,其馀均欢迎投稿。”给人的印象,《红豆》似乎不刊载译稿。“创刊号”的目录中,译文标示也不太明确。不过仔细分辨,你会发现其中译文颇不少。比如“散文”中有丹阳译王尔德的《多连格雷的画像序》,有格莱译的Olive Sehreiren的《生命之赠礼》,卞水翻译的散文诗,包括屠格涅夫的《岩石》,波德莱尔的《海港》,还有良铭翻译的契诃夫的《渴睡的头》等。“暂时不收译稿”大概是指编辑部本身已经有充足的翻译稿源。
到了第二卷,《红豆》的策略已有变化,开始公开向外界徵求译文,“致亲爱的读者”有云:“一,多介绍短小精悍的西洋文学作品;二,增多中外文学家小传;三,增刊长篇连载一篇─拟载戈叶名谛著小说《摩品姑娘》”。《摩品姑娘》后来并未见到,不过从二卷起,《红豆》刊载译文的数量的确大为增加。
《红豆》在翻译上的成就,最显著者是三个翻译专辑。
第一个翻译专辑是二卷三号的“史诗卷”。《红豆》二卷三号是刊物的“周年纪念刊”,它用全部篇幅介绍翻译世界史诗。内容包括:墨摩士《希腊:野天堂─论荷马》、慕莎《罗马:伊尼易》、陈演晖《法国:罗兰之歌》、梁中坚《德国:泥伯隆根歌》、之盘《英国:贝奥乌尔夫》、默无《俄国:义葛出征记》、无息《西班牙:西德诗》和梁之盘本人的《印度:天竺之荣幸》。每篇文章对于每个不同民族国家的史诗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有的文章在介绍后面附上了部分译作,如墨摩士在翻译了蒲伯的介绍文章后,自己又节译了较长篇幅的《伊里亚特》,慕莎也节译了罗马史诗《伊尼易》,而陈演晖、梁中坚、之盘和无息则在文中介绍时,分别节译了法国《罗兰之歌》、德国《泥伯隆根歌》、英国《贝奥乌尔夫》和西班牙《西德诗》的片断。自晚清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西方的《荷马史诗》等在中国有过零星的介绍翻译,如《红豆》这般系统的译介尚不多见。
可注意者,是《红豆》介绍世界史诗的目的。二卷三号《红豆》“史诗卷”编者所写的前言,题为《金色的田畴─世界史诗谈》。在这篇前言中,编者谈到了编辑“史诗卷”的宗旨。该文指出:“文学是国民传统诸方法中最良善之一,而史诗更是国民性永生的标识。史诗里的大英雄是国魂的象徵,而国民们也凭藉印在心上的史诗维持他们的Profound Faith。”在编者看来,“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之后,中国可谓民气惨澹,“这,可说中国民族没有强烈的中心信仰,可以说中国没有民族伟大的篇章─如史诗以维持其强烈的中心信仰吧。”在这种情形之下,编者认为需要介绍翻译史诗,以鼓舞中国人的民族气概,“希望这伟大的国民诗之介绍,能有微益于中华民族精神之得兴。”在“九一八”以后中国面临民族的重要时刻,《红豆》以译介世界史诗的艰苦工程,来鼓舞中华民族气概的,这一举动实在是一件壮举。这种中国民族主义大叙事,竟然产生于殖民地香港,堪称奇迹。
第二个翻译专辑是三卷一号的“英国文坛十杰专号”。梁之盘邀请中山大学英文系张宝树教授(Prof. J.D. Bush)为这个专辑写了一个“前言”《英国文坛的漫游》,文中对于英国文学进行粗略介绍。张宝树是中山大学英文系主任,“讲授近代戏与莎翁名作外,并主持英国文学史一门”,是梁之盘的老师。梁之盘经常请他在《红豆》上撰文,介绍外国文学。这期专辑中的英国作家“十杰”,包括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密尔顿、菲尔丁、华滋华斯、拜伦、狄更斯、白朗宁和乔易斯自古至今的十大经典作家。专辑介绍偶有翻译,如介绍乔叟时附带翻译了他的《康德伯里故事》,但篇幅所限,只以介绍为主。《红豆》对于英国文学一直较为重视,在《红豆》其他期数中,我们还能看到多篇对于王尔德、柯尔律治、海涅、培根、萧伯纳等作家的译介,也有张宝树等人的多篇有关英国文学作家的介绍。
在“英国文坛十杰专号”“前言”中,我们看到了《红豆》对于外国文学翻译的看法:“如果不以若谷的胸怀去接受先民的伟大的成就,便是自绝于春色豪华,红绿芬芳的文学园地。是的,世界杰作的译介,实乃我们这时代的人的任务与愉快;尤其这中国新文学的发芽期,更需要丰富的养料,以培成葱茏青翠的大森林。所以《红豆》创办伊始,同人即愿竭尽绵薄,努力于西洋文学绍介。”看起来,《红豆》对于外国文学的介绍,与内地文坛颇有共同之处,即为了中国新文学的成长。
《红豆》三卷四号的“吉伯西专号”则有点名不副实。三卷四号不像前两个专号是以整个刊物刊登一个专号,“吉伯西专号”则只佔了这一期的前面一部分,大概可称为一个“专辑”,而非专号。“吉伯西专号”刊登了梁思平的《原野之精灵》和Konrad Bercovici的两部吉卜赛小说《沙华》和《河上磨坊》。吉卜赛(gypsy)文学并非指吉卜赛人创作的文学,而是指以吉卜赛人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世界名作中不乏以吉卜赛人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红豆》能够注意到吉卜赛文学,可谓独具眼光,它也是中国较早对于这一领域的译介。
《红豆》之所以注意到吉卜赛文学,应该与张宝树教授有关。在三卷四号《红豆》出版之前,张宝树曾在广州“星期四会社(Thursday Club)”演讲《英国文学之流浪情调》(Vagrant Mood in English Lit.)其中颇多涉及吉卜赛文学,演讲文后来刊登于《广州英文日报》。张宝树的演讲,引发了梁之盘对于吉卜赛文学的关注,他为此专门做了“吉伯西专号”,并且特邀张宝树教授撰写专号前言,题为“吉伯西和英国文学中之流浪情调”,主要谈英国文学。
一九三○年代的香港,华洋杂处,得风气之先,这是其能够优先翻译外国文学的条件。而翻译之偏重于英国文学,自然也与其是英国殖民统治地区相关。不过,从内容看,《红豆》的中华民族性是很强的,翻译的目标常常是为了激励国人民气以及助长中国新文化。需要提及的是,主编梁之盘时在中山大学进修,那里的师生给予了他很大影响,也成为了他的作者圈。
来源:大公网 日期:2018年1月16日 作者:赵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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