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专程赴沪浙两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展柜前,总书记驻足良久、弯腰观看,连称“非常珍贵”,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
首译本封面错印,头1000册全部“奉送”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指引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学说。以往只言片语、零散的、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难以满足先进分子的需要,经典著作的大量翻译与引进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诉求。《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纲领性文件之一,其全文的翻译也成为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任务。
1919年末,陈望道受《星期评论》杂志社委托,回到故乡根据日本版《宣言》进行翻译,“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译稿于1920年3月至4月间完成,陈望道回到上海后住在李汉俊家里,把译稿连同日文、英文版《宣言》交给李汉俊校阅。李汉俊修订后,又送给住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再校。但原本计划连载的《星期评论》因有进步倾向被当局勒令停办,于1920年6月6日停刊,《宣言》不得不另择出版机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宣言》于8月在“又新印刷所”(现位于上海市复兴中路221弄12号)得以影印。但由于印刷仓促,第一版红色水印为底的译本,封面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译本第一版印一千册,全部“奉送”。《宣言》译本于同年9月再版,第二版为蓝色水印,更正了封面“共党产宣言”的错误,改印为“共产党宣言”。译本一经出版就受到多方关注,“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随军散发”。
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革命理论准备的不足,更加激起中国共产党、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1928年9月底10月初,党组织委托中共党员华岗根据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阅的英文版再次对《宣言》进行翻译。1930年左右,华岗译本的首版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社出版。在该译本中,华岗将《宣言》最后一句话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现在通行的译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十分接近。
“干部必读”译本和《宣言》百年纪念译本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组织过两次对《宣言》的翻译。1938年,宣传部寻得更加忠实于原文的德文版《宣言》,委托当时任延安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和《解放日报》编辑徐冰共同翻译了德文版的《宣言》。1938年8月,成仿吾与徐冰在延安利用业余时间根据德文版翻译出《宣言》,附1872、1883、1890年三篇德文版序言,该书由解放社出版。该译本不仅是广大党员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读物,而且是日后博古和乔冠华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对其进行校译的参考译本,影响深远。
20世纪40年代,为了满足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需要,中宣部决定重新翻译马列经典著作。中共中央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委员,接受了重新翻译《宣言》的任务。他根据俄文版对成仿吾、徐冰译本进行了“校译”,在原有三篇德文版序言的基础之上,增译了一篇1882 年俄文版序言,译本首版于1943年8月由解放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该译本是党内高级干部学习的课本,至今发现的不少译本中均印有“干部必读”。博古译本是新中国成立前《宣言》汉译本(编者注:中译本中还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版本)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
《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有着广泛的世界影响,不少外文书籍都有对其内容进行引用和分析。劳克斯(W.N.Loucks)和胡特(J.W.Hoot)合著的西方经济学名著《比较经济制度》中为方便读者理解书中观点附录了英文版《宣言》。非共产党员陈瘦石在翻译《比较经济制度》时,对其附录的《宣言》也进行了翻译,该译本于1945年在国统区出版,是当时在国统区唯一合法传播的译本。
此外,一些地区为纪念《宣言》发表一百周年,都曾重新翻译《宣言》。在香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根据英文版《宣言》对成仿吾、徐冰的译本进行校译,形成了新的《宣言》译本,由中国出版社于1947年11月出版。在莫斯科,苏联组织专家学者将1848年德文版《宣言》翻译成中文,附上马克思、恩格斯为《宣言》所撰写的七篇序言,由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49年出版。该译本成为我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195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1958年)翻译《宣言》时的重要参考。
1953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进入一个集中力量、统一领导、有计划、大规模开展的新阶段。中央编译局在不同时期对《宣言》进行重新翻译,形成了1964年9月译本、1978年译本、1995年6月译本、2009年12月译本。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版的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单行本中,不仅有中央编译局这一权威机构翻译的译本,还重新出版了个人翻译的、质量较好的译本。1978年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成仿吾于1975年重新翻译的《宣言》译本,它是唯一与中央编译局译本同时发行的《宣言》译本。
不同中译本见证了怎样的历史?
《宣言》不同中译本见证了时代变换下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追求理想、坚定信念的历史。习近平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从1920年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到2009年12月译本,《宣言》译本由没有序言、没有注释到七个序言、45个注释(2009年译本),中国共产党对《宣言》的认识越来越准确、客观、科学。《宣言》在中国不断被重新翻译与诠释,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不懈探索。正是在不断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百折不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宣言》不同译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不断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历史。《宣言》发表近170年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要科学地理解这本经典著作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不同时期对其进行重新审视、翻译和阅读成为必然。中国共产党没有停留于1920年陈望道这一原初译本,也没有停留于“干部必读”的博古译本,更没有止步于苏联提供的《宣言》一百周年译本这一“典范”,而是根据时代需求,对这本经典著作不断进行重新审视与科学翻译。《宣言》不同译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认识上,从不因循守旧、刻舟求剑,而是勇立潮头,勇于自我革新,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以创新的精神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
《宣言》的翻译史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发光”的历史,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的历史。一系列《宣言》中文全译本所构成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不仅影响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伟人,见证了整个中华民族近百年的社会历史走向,而且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 ”阶段性成果。)
来源:上观新闻 日期:2017年12月3日 作者:陈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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