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看到有人在朋友圈贴某译著，然后开骂译者垃圾。大量烂译著充斥阅读市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英文版便宜，我是绝不会冒险买中文版。

我曾干过翻译的活，诚实地说，是翻烂过几部作品。干这活以前，我也经常骂这个人那个人是废物，直到干了这活以后，我才发现自己也跟废物差不多。

不敢奢望那些花了钱的读者对我抱有半点原谅之心，但我还是想解一下这吃力不讨好的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主要翻译的是历史社科类的书籍，所以我在这里主要谈这个领域。

翻译差，比较流行的解释当然是翻译钱太少，以至于无法吸引有志之士投身其中。

但钱这个东西属于整个链条最末端，只是一部分原因，不足以解释整体情况。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并不是为了钱而踏上翻译这条不归路的。

图书行业一年出版图书近50万种，即便译著只作八分之一算，也有六万种，假设一个人一年能翻两本二十万字的书，至少也要三万人。

中国人口虽然多，但还真不见得有足够适配的人能顶上这活。如果本身没那么多人能胜任，同时又要出产这么多译作，最终只能让不适配的人参与。就这点来说，即便翻译费上调五倍十倍，也不见得能解决翻译烂的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期待改变激励机制，从而使更多的人投入到长期的奋斗，直到最终改变。但是对比一下其他行业就可知道，投资回报率高的预期并不必然带来产品质量的上升——至少在我们这里不是这么回事。

翻译烂绝非个别现象，而是当下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涉及的原因比较复杂，不仅有行业机制的问题，还有历史遗留的问题。

好译作标准很简单，即能够准确、清晰、简洁地反映原作所要表达的内容。

一个好的译者不仅能将原作者所表述的内容准确地传达出来，还要尽可能地降低读者的认知门槛，即帮助读者以最亲近的方式获取原作品的信息。但是，有时候并不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当冲突发生时，取舍就变得尤为重要。

▲翻译家傅雷

翻译工作里，最理想的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语词的一一对应。

如果翻译的是理工类作品或者商务性文件，那任务还算轻松。虽然所涉及的语言很专业化，但恰恰也是因为高度标准化、程式化，译者很容易找到一一对应的语词。

但翻译的对象若属文史哲领域的话，译者除了要熟悉外文和母语外，还要熟悉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以及文本的语境，因为每一个语词的形成都受历史或社会经验的影响，在西方某个时间点形成的一个概念，在东方未必就能找得出相对应的词。

虽然字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但字典编撰的主要方式还是对过去互译经验的归纳，它并不能穷尽一切可能性。相对来说，有共同经验的语词更容易互译，比如hungry——饿了，sugary——甜的。

若要翻译没有共同经验的语词就要通过类似于拆文解字的方式，首先将这些语词化约成有共同经验的基本单元，然后再将基本单元重新组合成新词，像我们使用的哲学——philosophy、经济——economy之类的词语，当初都是日本人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译出来的。

这里可以提一下，日本思想界和中国思想界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开始启动西学翻译，但两者态度很不一样，效果也很不一样。

日本思想界力主把准确性放在第一位，因为在他们看来，学习外人知识是第一位，而学习的起点就是准确地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而中国思想界没有这么看重准确性，受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像很早就提出“信、达、雅”标准的严复也把达放置于信之前，即流畅性优先于准确性，后来的鲁迅倒是把准确性放在第一位。

为了解决语词不通译的问题，日本思想界从明治维新时代以来，就开始大量启动了语言的清晰化工作，把传统语言分析化、语词原子化，这为后来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保留原词，只是采取音译的方式，然后将这些外来词内化成自己的语言。这样做，表面看起来很僵硬，但好处显而易见：

一来是避免不同译者因为不同的理解而造成的歧义；二来是容易在知识界内部达成共识，形成行业标准，因为越是去个人性，越是能实现标准化；第三，就是丰富了自己的语言。

专注于准确性的做法符合日本人的行事风格，大大降低了后人修改的风险。我们没有把这一标准作为底线共识，经常把“约定错成”当成了“约定俗成”，以至于闹了不少麻烦。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constitutional monarchy这个词，即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中文把它翻译成“君主立宪制”。十多年前，学术界就有人主张纠正，但过了十多年，错误还是纠正不过来。

同样一个词，在古代是一个意思，在现代是另一个意思，虽然英文中用同一个词指称，但是翻译的时候该不该用同一个词对应，又会变得很有争议。我之前在翻译一部政治学作品时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在这部著作里，Patrotism是一个现代词，十八世纪才有人用。查字典，你可以知道它的意思是“爱国主义”，但是作者从心理学上追溯这个概念的起源，认为古风时代就有这种观念意识，比如英雄赫克托耳对其城邦特洛伊的情感认同。

对于译者来说，这里的困难是，在古风时代，根本还没有出现国家这类东西，如果用“爱国主义”一词，显然是错的。

我们现在说的“国家”实际上指的是，自十八十九世纪开始出现，由民族发共同体发展而来的有主权意味的政治实体。古希腊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只能翻译成“怀邦主义”“家园主义”之类的。

在翻译的时候，若用两个不同的词指称，就会割裂两者的联系性，但如果用同一个词，就会让读者产生混淆。所以我在处理的时候，就采用译者声明的方式解释。

说这些是想指出，翻译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需要有超越于语言本身的知识基础作后盾。但现实却是，当下译者普遍缺乏这样的知识基础——这和我们翻译市场的运作机制有关。

我们买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系列丛书”这样的分类标注。这类书籍要么是出版社立项找学者组团队翻译，要么就是高校学者组团队立项然后联合出版社推进。

虽然都有专业学者介入，但翻译的主体并非学者，而是学者门下的研究生。一来是因为翻译不算学者业绩，不算科研成果，所以学者懒得干；二来则是因为翻译被当做了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手段。

因为没有掌握到研究范式，所以国内大部分学者做学术的方式就是追国外热点，翻译国外前沿作品。带学生的方式，也就是先指导学生翻译，然后再让学生做有关这些前沿文献的研究性论文。

但国内研究生的前置知识严重不足，语言技能也很匮乏，应对不了翻译的任务。相比于国外，国内文史哲社科类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学习都很弱。

▲相比于国内，西方社科类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学习强度更大

在美国，普通大学高年级本科生每学期每门课就要阅读二三十篇高强度文献，一门课至少完成两篇写作。但是国内一门课一般也就读一两本书，达不到高密度高质量的信息获取，知识的成长十分有限。

另外，美国课堂是以论证（argument）为主，中国课堂是以介绍为主，学习范式差异使得我们在读人家作品的时候会形成严重的隔阂。语言方面，研究生的普遍水平只够刚过六级，对于翻译来说，这相当于赤裸上阵。

本来最佳的译者应该从学者中衍生出来，但现在的机制却是学者不愿干，结果试图将一些底子不厚的学生直接培养成译者。这里的问题显然会很多，比如学生毕业之后，如果不进入学术圈，翻译的工作几乎不会再从。

说轻的，就是资源浪费，每次都要让一波新手出来把译书当作实验，实验做砸了，书也毁一波；说重的，就是翻译经验永远无法累积，无法形成系统性的知识和推进工业化。结果就是，整个行业永远停滞不前，永远毁读者不倦。

日本人就不一样，翻译的作品也被算作学者的业绩，这样就能促使专家从事翻译工作。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

事实上，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翻译就被日本政府放在知识战略的高度上，因为它能帮助日本人了解世界。获取知识，就是为了实现了解。

在我们这里，一味追求发论文，出成果，但却忘记了学术的首要目的是促进知识，推进理解，而不是发论文。

在这点上，日本人想得明白，放在知识推进的高度，翻译和发论文都只是形式而已。我们至今尚未理解这一点，最后的结果就是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为了翻译而翻译，反正两边都没做好。

而且日本有良好的阅读市场，所以翻译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这也推动了翻译市场的繁荣。

有意思的是，日本虽然民间外语不好，很多高校的学者外语也不好，但是他们的知识界一点不封闭，他们对于世界前沿的了解一点不滞后，显然这应该归功于成熟的翻译市场。

总的来说，买译著，买到好的是运气，买到不好的是命运。我只希望自个儿有点钱，能把标注自己名字的译著通通买下，不要等多年以后还被人拿出来指摘一番才好啊。

来源：冰川思想库 日期：2017年10月27日 撰文：陶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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