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左三)、李素(左四)、爱理(右四)、韩敬群(右三)和宁肯(右二)等在座谈会上。
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处于“墙内开花墙内香”的状态,该如何突围?近日,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如何翻译当代中国文学”对谈活动于十月文学院举行。捷克汉学家、翻译家李素、爱理,作家、批评家宁肯、梁鸿作为对谈嘉宾,共话中国文学在捷克和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以及当代中国文学活动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对话由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主持。
好的翻译作品未必马上走红
李素原名Zuzana Li,是捷克著名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家。2003年至2006年间,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并曾于捷克两所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阅读和翻译课程。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书,也喜欢学习外语。”李素在对谈上表示。除了母语之外,她还学习了俄语、英语、德语。“考虑到中国文化的精彩,以及汉语本身的重要性,我就开始学汉学了。后来越学越喜欢,越学越觉得有意思。”翻译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迄今为止,她已翻译过张爱玲、苏童、刘震云、王小波、梁鸿等作家的二十多篇中短篇和七部长篇小说,并于2016年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
爱理原名DenisMolcanov,1999年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曾长期生活在法国和中国。他翻译出版过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苏童的《罂粟之家》以及李洱的《花腔》等长篇小说。
谈到翻译文学在捷克的接受,李素坦言,一部好的翻译作品未必能马上走红。翻译跟出版一样,某部作品真正找到大量的读者,成为现象级书目,是十分偶然的事。爱理也表示,他和李素在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时,会把关作品的文学品质,有自己的坚持和偏好。
翻译也可从“雅”到达“信”
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提到,中国的翻译家素来恪守“信、达、雅”的翻译传统,“准确”是对译文的基本要求。“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有处理或删改,肯定无法获得中国读者的信任。”
然而,韩敬群指出,在西方的翻译传统里,却似乎存在着某种“翻译霸权”,译者有权对文本做类似编辑的工作。比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莫言文学作品的翻译“改动”,有时候甚至是大刀阔斧。
李素表示,所谓的“翻译霸权”也是“语言霸权”的表现。在英语世界,尤其是在美国,受欢迎的是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读者对东欧文学、亚洲文学并无很大兴趣。“但是在捷克,我们也讲究‘信’,从信出发,达到‘达’和‘雅’。”李素说。
但也并非不可变通。李素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2016年,韩国女作家韩江凭借作品《素食主义者》荣膺布克奖,与她共同获奖的是该书年轻的英文译者黛博拉·史密斯。韩国人读了英文译本后,发现译文和韩江的本来面貌相距甚远。译本所用的语言是19世纪狄更斯的语言,这种语言受到英美读者的喜爱,而韩江使用的却是非常现代、朴素的语言。
“所以最受欢迎的未必是特别‘信’的译本。”李素说。翻译毕竟不是学术,如果太“信”,太讲究一词一句的严格对应,或许会丧失某些文学的光泽。李素认为,站在西方的立场,先从“雅”开始,慢慢地走到“信”,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翻译是对本土文学语言的扩充
因《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等非虚构作品广受关注的作家、学者梁鸿认为,翻译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学家和语言学家。“首先要对自己的母语有极其充分的了解,才能对文本里的修辞、审美有非常精准的理解和体会。”
梁鸿说,一旦一部作品被翻译成汉语或捷克语,它就加入了当地文学的行列。“比如李素翻译的宁肯《天·藏》,里面涉及许多藏族的元素,它一定扩充了群体思维的边界,成为捷克人思维中的划痕。”
作家宁肯也提出,翻译文学对汉语的影响非常之大,甚至可以把它看作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普鲁斯特曾经希望他的作品是“外国作家”写的。因为翻译作品带给人一种全新的陌生感,是新的文学创造力的源泉。
无论是外国文学译入汉语,还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都是翻译人才的稀缺。在学术机构,文学翻译不能算做科研成果,而在出版市场,翻译的稿费又极其微薄。梁鸿把李素、爱理这样的翻译家称为“国际文学志愿者”。
据悉,为推动“十月”旗下原创文学的海外译介和传播,第二届十月文学月期间,设立了国内首个“外国翻译家驻留”活动。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日期:2017年10月25日 作者: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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