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大量外国文学图书引进国内，翻译市场火热。翻译类文学作品中，经典名著译本长销不衰，公版书更是再版频频。尤其在每年的上海书展上，层出不穷的新书中，文学经典的再版书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标示了阅读的高度，更是稳健销售数字的一重保证。所以，在不同出版社的摊位看到一本经典名著拥有五六个中译本并不算多，有时二三十本也不在话下。与此同时，在一些聚集着文学读者的网上平台，外国文学作品的评论几乎有一半多是冲着翻译去的。一些译本被揪出“硬伤”示众，口碑因此扫地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似乎加强了这样的先入之见：经典译本难再现。
日磨千字已成奢侈，但译者的选择也有了更大的自主性
经典译本有着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从杨绛译《堂吉诃德》到傅雷译巴尔扎克，早已成了一再被重述的传奇。此次上海书展，这两部经典译书出的最新版，依然是出自二位老翻译家的译本。像这样的名家名译丛书，基本还是集中在几个文学翻译大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
追根溯源，上世纪80年代后重新包装出版的三套外国文学经典译丛(人文社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译文社的《译文名著文库》和译林的《经典译林》)构成了名家名译的豪华方阵。据统计，选入三套译丛的有近300部作品(重合率近七成)，而参与其事的主要翻译家共76位。
这批老翻译家最令人感慨的是对翻译事业皓首穷经孜孜以求的精神，日磨千字似乎是这个行业的标准参数。即使这样的精益求精，傅雷直到生命的尽头，还在回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信里，自陈对几经修订的巴尔扎克译本未能尽责。而杨绛对《堂吉诃德》进行了几次反复打磨后，心有戚戚地寄望后来者“能读一读最新修订本”。
专注于某一作者的翻译，几乎是名著名译的共通之处，也使得傅雷与巴尔扎克、汝龙与契诃夫，草婴与托尔斯泰，在中文读者视界里几乎成了一一对应的名字。有意思的是，这批老翻译家中，如傅雷、汝龙那样专职做翻译“个体户”的情况，时至今日在当下这批年轻的译者里，开始逐渐蔚然成风，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学业，文学翻译对他们而言，更多便是一种个体式的劳动，一种豢养个人爱好的途径；而以翻译与创作相长如冯至、穆旦这样的个例，在长时间淡出读者视野后，现在也有如黄昱宁这般一边翻译小说一边从事小说创作的青年译者开始冒头。
如今，1949年前接受教育的老一辈译者大多已过世，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译者也逐渐停下了手中的译笔，这也意味着大多数读者所认定的“名译”也都进入了历史的行列。
和老一辈译者不同的是，目前活跃在翻译界的一批年轻译者，在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上显然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在那个经典译本频出的年代，“奉命之作”并不是个例，个中的遗憾，更不为后人所提及。比如，当年荣如德受命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无缘他的心头好萨克雷；赵萝蕤以亨利·詹姆斯为博士研究课题，却阴差阳错地翻译了惠特曼。这样的事，在过去那个文学翻译被赋予更多其他意义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
法语文学翻译家周克希从60岁才开始专注翻译普鲁斯特。他几次和记者提及他的前辈方平先生给他的教益，“方平先生对我说，翻译就像下围棋，最先下的那几个子，意在占势。那时候的我已译了几本书，听他这么说历时醒悟，可惜的是，为时晚了些。”
如今出版社在组织重译现代文学经典时，挑选译者则更倾向于专家型的译者，比如《洛丽塔》的重译请的便是复旦外文系的老教授主万，而《百年孤独》的重译则由北大西语系的后辈范晔担纲。浸淫高校外文教育的学者，除语言过硬外，致力于某语种、甚至某一家门的文学研究，使得他们在处理文本的互文问题时，能更好地处理文化背景的差异。“尤其是那类特别难的作家，所谓‘作家中的作家’，除非花很多年的时间进入他的作品，否则翻译真是没办法掌控的。”
权威译者日益稀缺，但翻译并非今不如昔
已在有生之年出版个人译文集的周克希，这次要在书展上推出他个人的全新译笔谈《草色遥看近却无》。谈及名著的翻译，周克希曾感慨，“以前德语有钱春绮、法语有傅雷，现在这样的权威译者，好像很难数出来了。”
现今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年轻译者，从入行之初似乎就注定了与前辈的经历迥相径庭。一面是外界关于文学翻译报酬“见顶”的公论，另一面是他们当中，多有年纪轻轻就译著等身。他们不再有前几辈人在动荡年代火中取栗般的经历，但他们在跨越文化障碍时也在遭遇着新的漂泊。
风头正劲的年轻译者包慧怡，曾因前两年出色地翻译了爱尔兰作家托宾的多部小说作品引起译界关注，回想起来她尤其记得，当年在复旦的讲堂上，朦朦胧胧间惊闻陆谷孙先生言，“翻译不到百万字，休谈译事!”那感觉如一记闷雷，把趴在课桌上听课的她震醒。如今，这个英文系毕业的女孩又去英国深造古英语课程，期间出版的译作已破百万字大关。
这样的情况绝不是孤例。如今在豆瓣上建起个人的“译者”小站的这批80后甚至90后译者，在日常中经营着自己的多重身份：有的是媒体的专栏作者，有的在文学圈里以一个笔名走红，有的甚至是在金融机构里从事高管工作的金领。有心的读者把他们的多重身份联系了起来，才会发现原来行走在翻译文字中间的那个人，和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
对于从事翻译稿费不高的现状，年轻的这批译者几乎都意识到了，“得有其他能保证活下去的办法，才来翻译才好”，“而每个人追求的是不同的自我满足。”翻译非是单向的经济回报能够刺激的，就像当年从数学系半路出家的周克希宁愿相信，“总有年轻人因为实在拗不过自己的性子，哪怕稿费那么低，他还是愿意做这个翻译。”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说如今的翻译质量“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或说经典重译是“资源浪费”的质疑未免陷于极端。
以译者黄昱宁的观察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译介作品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懂外语的人也以几何级数增加，基数大，其中质量不尽如人意的作品自然随之增加，但要因此认定劣等译作在译作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较几十年前有明显增加，则有失公允。
事实上，真正有质量的文学经典的复译和重版，不是多而是少。充斥市场的名著经典，特别是进入公版的名著恣意汪洋，实质是一种商业行为，离真正意义上的，对名著进行的富有时代意义的复译相距甚远。
黄昱宁认为，“今天文学翻译面对的对象和读者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信达雅的标准，尤其是‘雅’字，如今该怎么理解？在读者对欧式词汇和语法的宽容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信’和‘达’又该制订怎样的新标准？每天都在诞生的新词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和速度引入翻译才合适？在人工智能开始介入创意写作、翻译的时代，各种翻译软件层出不穷，新一代译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并发挥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独特价值，似乎还远没有答案。”
相关链接
世界名著里那些著名的开篇和结尾
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是因为无论经历怎样的时代变迁，依然能让人感受其所蕴含的思想和艺术魅力与当下的人们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而很多文学名著中的第一句话或最后一句话，往往决定了整部著作的高度，它们或将人代入叙述之中，或令人陷入无尽的深思与回味。
《复活》列夫·托尔斯泰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
《双城记》查尔斯·狄更斯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
很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茶花女》小仲马
我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过人，才能创造出人物，如同只有认真地学习了一种语言才能讲它一样。
《呼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
1801年。我刚刚拜访过我的房东回来———就是那个将要给我惹麻烦的孤独的邻居。
《日瓦戈医生》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他们走着，不停地走，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歌声休止的时候，人们的脚步、马蹄和微风仿佛接替着唱起这支哀悼的歌。
《局外人》阿尔贝·加缪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
《变形记》弗兰茨·卡夫卡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了不起的盖茨比》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飘》玛格丽特·米切尔
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D.H.劳伦斯
现在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们却迂回前进，或攀援障碍而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都得生活。
《老人与海》厄尼斯特·海明威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过去了84天，一条鱼也没逮住。
《情人》玛格丽特·杜拉斯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时更美，与你年轻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审判》弗兰茨·卡夫卡
一定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一天早上，他没有犯什么错，就被捕了。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来源：文汇报 日期：2017年8月21日 作者：陈熙涵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