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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的认真与较真
傅雷的认真与较真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7-8-2
 

      翻译家傅雷是很认真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很较真的一个人,此乃性格使然。无论对翻译事业,对国家命运,还是对己,对友,对家人,傅雷都很认真,也很较真。

傅雷的认真与较真 

资料图片

  

  傅雷是翻译家,对翻译工作的认真,首先是因为他把这看作一项神圣的义务。他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住在沦陷中的上海。当时,傅雷“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成天致力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意在让一个个有热血的青年从沉沦中奋起,寻找反抗的道路。可以说,傅雷是在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度过了抗战岁月(1927年刊出第一卷,1941年出齐)。

  要做神圣的工作,就得有非凡的本事。傅雷的法语很好,汉语同样很好,达到了能自由创作的地步,这一点,我们大都是通过《傅雷家书》看到的。1954年4月7日,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

  “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念过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二十岁出国……半年之间,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语,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课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

  学法语,傅雷的经验是“学得慢一些”,“贪多务得是没有用的”,由此也可见他学语言的认真。

  而在翻译中,傅雷的工作态度又极其认真。认真的态度,加上很高的语言水平,这就保障了他的译文是一流的。从这一点看,我们现在(以前也是这种情况)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做得不好,要不就是外语不好,吃不透作品的真髓,要不就是汉语不好,写下的文字别别扭扭,读起来磕磕巴巴。傅雷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是很好的汉语。《傅雷家书》的流行和名气远胜于傅雷的译文,从这点来看,就很能说明问题。

  傅雷的语言好,再加上工作认真,其译文拿出来,当然就很好。但傅雷还是利用种种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比如,通过阅读法国作家的作品,知晓他们的长处,来比较自己的短处。又比如,他会去读中国作家的作品,来发现汉语中一些精妙的用法,以便借鉴到自己的译文中去。

  傅雷读伏尔泰,会发现伏尔泰作品的“故事性不强”,同时也发现,其文字的精妙全在于“若有若无的讽喻”。比照之下,他觉得自己没能力表达出这种精妙来。他知道自己不善于翻译这样的作品,“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但傅雷知道谁的译笔比较适合伏尔泰,他在书信中告诉傅聪:“这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必姨指杨必,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名利场》的译者;钱伯母指钱钟书夫人杨绛,她是杨必之姐)。

  傅雷为提高自己的汉语感觉,使译文更生动活泼些,更是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作品,他曾熟读老舍的小说,不过未能解决问题。读老舍的《四世同堂》,傅雷很遗憾地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是硬拉硬扯,啰里啰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

  此处引傅雷对老舍的批评,其实也无损于老舍的英名,因为好作家的文字也不是篇篇都好,时时都好。同时,这一件事也佐证了傅雷对文字的较真:可见他“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不满,对别人的创作也不满”。其实有这样的较真态度,是可以保证译文文字质量的。

  

  说到翻译工作方法或曰翻译过程上的认真,傅雷的体会,首先是认真地选择要翻译的作家作品。傅雷选择翻译的法国作家主要是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莫罗阿,这些人的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都是一流的,从18世纪的“启蒙”,到19世纪的“写实”,到20世纪的“现代”,都是法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年)需要的精神食粮。

  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本着为启迪中国民族精神,来奋力做他的翻译的。当然,在工作中倾注全部心血,付出全部努力,于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次,傅雷动笔翻译之前,会“熟读原著,不厌求详”,他曾告诫青年译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当然,是不是每次工作都要那样,现在也无从可考。

  再次,翻译中,对原文的遣词造句之处反复琢磨,“煞费苦心”,琢磨其在原文中“美的法语”,在译文中又如何成为“美的汉语”。当然,其中的苦与乐,难与妙,只有译者自己知道。

  翻译初稿完成之后,还有校改这一通工作。傅雷对自己译文的校改,也是极其认真的。从傅雷译文的手稿和校样(无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修改,令我想到巴尔扎克本人在其校样上的改动。

  傅雷于1942年曾译出法国作家杜哈曼的《文明》,因不太满意,后于1947年3月“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旧译痛改一顿”,才由南国出版社出版(1956年的人文社版是南国版的重印)。另外,上文提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文是傅雷在抗战期间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傅雷出于对自己译文的不满,从1952年6月到次年3月,特地校订修正了全书,在一篇介绍性文字中,他甚至这么说:“这部近代古典巨著,初稿本是于十年前问世,先后印行七版。兹由原译者全部重译,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

  傅雷对自己的译文要求之严,在1963年给当时还是年轻译者的罗新璋(后为著名文学翻译家)的信中可见一斑,他明确表示:“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尊札所称‘傅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傅雷对自己每天要翻译多少字数,也都是绝不马虎的。长年累月中,傅雷每天都在书房中做翻译,自己给自己规定了工作量,每天不达到那个数量,就不做别的。以己及人,他对儿子的钢琴训练也有苛刻的规定,傅聪不完成每日的训练量,是断然不可以去玩的。

  也正因这样,在短短的58年生命中,傅雷用大约37年的时间认真工作,翻译了约500万文字的译文,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政论方面的作品30多部(这是我根据200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全集》自己统计的)。其中巴尔扎克的10多部小说,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三巨人传》最深入人心。可以说,正是由于傅雷,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书在中国赢得了比在法国还多的读者,赢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好”命运。

  

  傅雷性格中倔强较真的特点,让他平时待人接物同样十分认真,使他成了一个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刚直不阿之人。

  据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这两个字,他全让给了夫人朱梅馥。这一点,《傅雷家书》中可见端倪。

  对别人翻译中的错误,傅雷也持了一种“苛刻”的态度,大概是他不容许那些文字上的差错出现在译文中,大概这些错误排成了铅字,印成了书后太扎眼,太“煞风景”,让他看不下去。

  杨绛在《忆傅雷》中谈道:1954年,有一次,在北京开翻译工作者的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后被会议组织者作为会议文件而印发。在那份意见书中,傅雷信手举出当时翻译作品中许多谬误的例句。此一“挑人错以示众”之举触了众怒,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为此,钱钟书还写信批评过傅雷,劝他多多与人为善。

  傅雷的批评毫不留情,根本不顾及别人的面子,简直就像是在训斥自家孩子。在《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父亲对儿子傅聪、傅敏近乎于苛刻甚至残忍的要求,要求他们做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的人。儿子性格、脾性中的一些弱点,一些不入他眼的做派,傅雷是十分计较的。《傅雷家书》在,读者自可明鉴。

  傅雷对他人译文质量的这种“较真”,在我们看来确实是太过分了一些,但傅雷毕竟是傅雷,倔强较真的性格使得他说话根本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当然,就事论事地说,他挑人之错本身没错。钱钟书写信批评他之后,他有段时间也不搭理钱杨两口子了,但不久,就又恢复了书信来往。大概此时,傅雷的气早就消了。

  翻译总是会出错的,翻译家不是神仙,译文出自凡人之手,总免不了偶尔有一点点小错。傅雷自己的翻译虽然总体上做到了“信达雅”,但有些地方还是出了错。记得我曾工作过的《世界文学》杂志,就曾经刊登过翻译家郑永慧先生的一篇批评文章,谈及傅雷翻译梅里美小说《高龙巴》中30余处差错。那已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傅雷已经作古,不可能听到读到,有所反响。

  真难想象,要是傅雷读到郑文,又会作何感想。不过,要说明的是,傅雷动手翻译《高龙巴》,是在他最初留学法国和初习翻译的1928年(那年他20岁,而《高龙巴》最早的版本是1953年平明出版社版,次年人文社重印,与《嘉尔曼》合集为《嘉尔曼·高龙巴》),那时他的法语水平、翻译能力跟其后来巅峰时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顺便说一下,我本人也于20世纪90年代复译过梅里美的小说《卡门》(即《嘉尔曼》)和《柯隆巴》(即《高龙巴》),翻译中恰好参照过傅雷与郑永慧两位先生的译本,各有千秋,而傅雷译文中的小小“外伤”,应该无损于其译本的整体水准。当然,我后来也注意到,施大悲、叶君健,张冠尧等人也翻译过《卡门》。大致比较了一下,真的是各有千秋。

  回顾我自己的译本(当时是架不住朋友的鼓励和催促才勉力完成的),只觉得无法超越前辈,但求能处理得有些不同,个别处有些创新。我想,学习、欣赏、宽容、不吹毛求疵,这大概就是我对待前人译作的态度。这也是我学习傅雷翻译后的一点体会。后来,我对梅里美《卡门》《柯隆巴》等几篇小说译文的校改修订工作,在浙江文艺版、中国文联版的编辑过程中一直都在继续重做,今年的修订则是为未来三联版而做的。可以说,没有大师傅雷在先,我对梅里美作品的翻译也不可能做得如此精细,这都是在跟傅雷先生学呢。

  20世纪50年代后期,傅雷还是认真地回归了书房,每日里译书不辍。在那段时间里,他翻译好的一些书,如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等,一直未能出版,即便是社会需要比较迫切的《艺术哲学》一书,出版社也建议作为译者的傅雷改用笔名出版。但傅雷就是不买这个账,他硬气地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

  1961年年底,傅雷的一些译作终于获得了出版机会,如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幻灭》等。此后,他译著很少,到1964基本告停。他在总结自己时曾说:“我年过半百,世情已淡,而且天性中也有极洒脱的一面,就是中国民族性中的‘老庄精神’,换句话说,我执着的时候非常执着,摆脱的时候生死皆置之度外。”可见,那时的傅雷依然是一个认真的人。

  余中先,浙江宁波人,1954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傅雷翻译奖评委,现受聘为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并有文集《巴黎四季风》《左岸书香》《是禁果,才诱人》《左岸的巴黎》《余中先译文自选集》等,被法国政府授予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学人小传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以“雷”为其命名,以“怒安”为字。1920年(12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今南洋模范中学),次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1925年曾参加过五卅运动。

  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1931年归国,此后,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1949年之后,傅雷历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傅雷学养精深,在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

   来源:《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02日 16版) 作者:余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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