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顽童”江枫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英国诗人雪莱在《西风颂》结尾问出的这句话曾鼓舞了多少身处逆境的中国人。它原本有多种译法，直到江枫译出这个版本后，才令其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
10月底，82岁的江枫来长沙出席第七届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在他离开长沙的前夜，本报记者在他下榻的酒店采访了这位以翻译雪莱、狄金森诗歌而闻名译坛的翻译家。
原名吴云森的江枫当年在清华大学时读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毅然投笔从戎加入解放军，参加了解放华中南的战役。当时为了不牵连家庭，改名参军十分常见。因为喜欢张继的《枫桥夜泊》，更因为火红的枫叶象征着如火的革命激情，吴云森改名江枫，从此一用60余年。
来到江枫的房间，他递给记者一本《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淡黄的封面上是他怀抱书本的照片，“这是我80岁开研讨会之前出的，我这次只带了一本来，但是我建议你买一本看看，定价40块，网上买只要20多块。”
与江枫聊天很痛快。他耳聪目明，十分健谈而且敢言。作为中国首位获得终身成就奖的翻译家，他依然经常独自飞到各地演讲，宣传自己“形似而后神似”的主张；个性直爽的他毫不避讳地指名道姓点评同行，对另一位“但求神似”的翻译大师许渊冲更是毫不留情地批判；而书商在电话里一哭穷，他就主动把稿费打六折，一下损失好几万元；说起自己得意的译作，他自信得近乎狂傲：“我译的雪莱是现在最好的版本，因为没有人能超过它。”
20世纪80年代，江枫第一个将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译成中文，影响了许多诗歌爱好者。面对记者，他随口念出自己喜欢的狄金森的诗句“太阳出来了／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车辆来去匆匆，像报信的使者”，却让记者翻译后面一句“yesterday is old”。记者反复思量后忐忑地说，“昨天已经老去”，他随之说出自己的译句：“昨天已经古老。”一字之差，意境却深远悠久许多，难怪女作家蒋子丹和竹林先后以《昨天已经古老》为题出版小说集或创作小说。
江枫还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史沫特莱专家，他翻译的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既是译作也是史学考证，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台在拍史沫特莱的专题片时都要去江枫家求教。江枫笑说：“别人问爱泼斯坦有关史沫特莱的情况时，他总说，去问江枫！”
江枫颇有些顽童的味道，记者为他拍照时，他取出更专业的相机对着记者连拍数张，还得意地“秀”给记者看：“怎么样？不错吧，回去以后我发给你。”采访结束，他拉着记者来到酒店大堂，请一位女服务生拍摄合影。对方完成任务后把相机交还给他，老先生举起相机便对着人家“咔嚓”好几张。记者说：“原来您喜欢美女。”他笑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他是诗人，怎么会不欣赏美呢？
对话
“现在很多翻译理论胡说八道”
湘声报：继1995年获得“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后，今年9月您和高莽、林戊荪、李文俊三位先生共同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现在得奖还会很开心吗？
江枫：还是很开心。高莽人很好，解放后主要翻译俄苏文学，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文俊翻译了福克纳的很多作品，我很高兴和他们一起得终身成就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是官方从上而下评出来的，而我上次获得的“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是自下而上逐级评选，最后入围三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得，所以含金量更高。
一个人活一辈子得一个终身成就奖，有虚荣心的话也就满足了，现在居然给我两个。让我开心的是，我由上而下得到承认，由下而上也得到承认。所以我要利用这个品牌来推广我的主张，因为我觉得它是正确的。现在很多翻译理论胡说八道，有些人把西方理论生搬硬套，自己还没弄懂就到处宣扬。
湘声报：您多年来主张翻译应“形似而后神似”，但也有人认为翻译“但求神似不求形似”，二者的区别何在？
江枫：我主张形神兼备，不要偏向哪一边。我们认识事物是通过有形认识无形，通过已知认识未知，离开了有形就谈不上似或不似。有的人主张但求神似不求形似，他们特别爱拿傅雷作榜样，因为傅雷曾经写过一句话“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但这话只有一半对，“翻译像临画”是对的，“但求神似，不求形似”却不对。世界上没有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临摹，临摹就是要临它的形。其实傅雷的成功并不在于脱离形似，傅雷国际研讨会邀请我参加，我认真读了他的作品，他也是追求形神兼备的。
湘声报：翻译应尽量贴近原作风格，还是尽量体现译者风格？
江枫：读我的译诗就知道我的意思，我翻译不同诗人都是不同风格，译谁要像谁，而傅雷翻译的作品都是他的风格。
湘声报：您的主要翻译领域在诗歌，诗歌翻译有何特点？
江枫：诗歌的形式和小说不一样，诗歌的外在形式非常重要，它的格律、平仄等形成一个音乐性的框架，你把内容往框架里塞就成为诗，当然好坏另有标准。但是框架不能传神，因为同样的框架可以写千变万化的东西。美国田园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曾经说过，诗歌几乎是用隐喻写成的。我认为他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再修改一下，不仅是隐喻，诗歌几乎是用比喻写成的。
“新出的《雪莱诗选》也就六十三四分”
湘声报：您在翻译界的成名作是《雪莱诗选》，您最早接触雪莱的诗是什么时候？
江枫：最初接触雪莱是在林语堂编的中学语文教科书里，有他的一首《爱的哲学》。后来我在地摊上买到一本雪莱诗选，可能是抗战期间从美国士兵中流落出来的pocket book（口袋书），选集里有各种各样的诗，我便自己试着翻译。中学时我和同学合办了刊物《晨星》，就在上面发表自己翻译的作品。最早翻译的就是雪莱的《西风颂》，不过现在看肯定不及格。
湘声报：《西风颂》的最后一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您最广为人知的译句，是否也是您自己最满意的成果？
江枫：当然。有人说翻译诗歌没有百分百忠实，这句诗就是百分百忠实，你说它不忠实，你挑毛病你来改，它的言外之意和言内之意都是忠实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我翻译艾米莉·狄金森的《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车辆来去匆匆，像报信的使者／昨天已经古老”，后来湖南的女诗人蒋子丹的第一本小说集名为《昨天已经古老》，另外一位女作家竹林也有一篇小说叫《昨天已经古老》。
湘声报：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雪莱诗选》，在诗歌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之后您陆续出版了《雪莱抒情诗选》、《雪莱全集》。很多人评价您是中国最好的雪莱诗歌译者，您自己如何评价？
江枫：我的《雪莱诗选》出了以后大家都很称赞，但是要打分的话也就六十一二分；后来再新出的也就六十三四分，我永远把自己的翻译看成是半成品。很多人说翻译没有定本，但是我可以说我翻译的（雪莱）在目前基本上就是定本了。因为客观上来说没有新的译本能超过它，后出来的都不如它，我自己要改的话也改不动了，至多是几个词语的改动。只要现代汉语不发生重大变化，它可以一直流传下去。
湘声报：您以前自己也写诗，后来为什么就很少写诗了呢？
江枫：“四人帮”垮台之后我发表了一些诗，有些也是登在头条的，我在诗歌界的熟人也很多，艾青、臧克家都跟我关系很好。后来顾城、舒婷这批诗人起来了，我觉得他们写的比我好，如果这个世界并不因为我写而多了一行，也不因为我不写而少了一行，那这样的诗就可以不写。在加上后来我翻译雪莱、狄金森都很成功，找我翻译的人就多了，我也就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了。
湘声报：您觉得好的翻译的标准是什么？
江枫：我常劝他们写诗的或者翻译的，要进入杜老夫子夸奖李白的境界“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清新就是不俗，俊逸就是不群，这是最重要的。做到这两条，你无论是翻译还是写诗，都能接近于成功了。
“教育失败，新一代很难再出翻译大师”
湘声报：您觉得现在中国文学翻译的整体情况如何？
江枫：目前翻译质量很差，而且风气不正。我认识一个博士后，翻译水平很差，而且人品也不好，这样的人如果以后当了教授、博导，再培养出像他这样的学生，就是中国培养人才的道路和方法的失败。
不光翻译界，整体来说现在文化水平都很低。这次开会，领导最后说，“祝大会圆满成功”，握手的时候我告诉他：“你这个‘祝’字用对了。”很多领导喜欢说“预祝”，其实“祝”已经代表是在事情发生之前，说“预祝”就重复了。
湘声报：随着老一代翻译家年事渐高甚至逝去，很多人说现在中国翻译界已经进入一个告别大师的年代，您怎么看？
江枫：我刚说我翻译的雪莱难以被超越，因为我的同辈人越来越少了，而后辈人的文学功底很难超越上一代人。谁的责任呢？教育部的责任。这是教育的失败，特别是文科教育的失败。为什么高考写作文那么头疼呢？因为现在教育仅仅把文字当作口语的记录符号，而口语的语言词汇和表现方法都是有限的，学好语言必须要学文学。
从古代到近现代，我们过去有很好的文学。文字没有古代和现代之分，以前的文字只要用活了，就是今天的文字，我们就可以用。但是这些经典作品逐渐被教科书删除，比如有些地方把鲁迅的文章都挑出去了，却把一些粗浅的报刊文字，比如欧阳海或者某个模范的报道编进课本，这是非常愚蠢的，不管是谁决定的都不对。因为这种做法导致大家对经典文学很陌生，很多孩子连作文都不会写了。教育葬送了一群人，新一代很难再出翻译大师，但是不排除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湘声报：一些流行歌词被选进语文教材也引起了很大争论。
江枫：这不能一概而论，流行歌词写得好的就是好诗，它也有三六九等、高下不同，想当年柳永写的词也是流行歌曲。
湘声报：现在普通英译汉的译酬是千字几十元，而且很多译者没有版税，稿酬过低是否也是导致翻译人才缺乏的原因之一？
江枫：是的，稿酬太低了，更糟糕的是很多书商还不觉得这是个问题。花同样的时间去做商业翻译报酬高很多，所以很多优秀的人才不愿意从事文学翻译。
“活着听到别人批评是一种幸福”
湘声报：现在出版社热衷于再版经典作品，一部外国著作在书店里往往有多种译本，读者短时间内难以辨别译文高下。
江枫：一方面不应该出现大量品质不高的经典重复翻译，有些翻译稍微看看就有很多错误；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翻译批评没有很好开展，应该有自由空间发表评论，能给读者指导意见。
湘声报：您是中国作协会员，著名翻译家叶廷芳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翻译家在作家协会是“二等公民”，您是否有同感？
江枫：翻译家在作家协会确实不受重视，这次3位作协会员一起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文艺报》却没有报道，而别人写个小说就能大加报道。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铁凝（中国作协主席），她后来专门找我，但我去台湾了。
湘声报：翻译现状的不如人意对中国文学会有什么影响呢？
江枫：我相信质量不高的翻译对中国文学会有不好的影响，因为原来好的作品产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比如有些人看了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而开始写小说，有些诗人也是从狄金森诗集里学习写诗的方法。不好的东西上世纪30年代曾经有过，那时李金法他们翻译的象征派不知所云，于是有人就跟着写出那种不知所云的东西来。
湘声报：您书里有些文章毫不留情地批评其他翻译家，不怕得罪别人吗？
江枫：我不怕。这本书（《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本来武汉大学出版社要出的，但是因为里面批评了太多人，很多人都还活着，导致他们不敢出了。可是我也不能等他死了以后再批评，他活着的时候还能改啊！后来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华文的总编说我在书里批评了30位有名有姓有影响的教授和博导。你看我这本书的第一页下面写着法律顾问机构，我不怕打官司，因为我的评论都站得住。
湘声报：也有人批评您的翻译，您如何对待呢？
江枫：我不怕别人找毛病，批评合理的我就接受。比如我的第一版雪莱里面有一首长诗《暴政的假面游行》，我的清华同学说其中有些句子太拖沓，我后来就改了。很多人都是不批评别人的，一是批评的东西比较难发表，二是批评别人是要准备挨批评的。其实活着的时候能听到人家批评是一种幸福，因为我还能改啊。
人物简介：
江枫，1929年7月生于上海；1946年—1949年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习，1956年—1957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46年创办《晨星》杂志开始发表作品并任主编，1949年参加解放军，历任记者、编辑、研究员；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创始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1991年获得国务院社会科学突出贡献特殊津贴；1995年成为“彩虹文学翻译终身成就奖”外译中惟一得主；今年9月，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他翻译了大量国外著名文学作品，尤其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及美国狄金森、惠特曼等诗人的作品，为中国当代译介外国诗歌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影响卓著的翻译理论家，先后出版《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2009年）、《江枫论文学翻译自选集》（2009年）和《江枫翻译评论自选集》（2009年），对我国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评论开展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来源：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 日期：2016年12月4日 作者：湘声报记者 刘敏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