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与商务印书馆于1903 年开始建立合作关系。早在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成功后，高梦旦便邀请他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小说。据笔者统计，1903年至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林译小说共121种。二者的合作，是文学从业者与出版机构联袂从事文学活动的范例，从中可以管窥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林译小说内容和形式力主“中国化”
商务印书馆对林译小说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确定统一的目标读者群。商务印书馆前期以传统文人为目标客户，当新式教育兴起后转向青年学生。1919年以前，小说读者大多是传统文人和青年学生。觉我（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说：“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林译小说针对的读者群也如此。前期林纾主要针对传统文人，借翻译小说以教化国民。“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广译东西之书，以飨士林”，是他“十余年莫竟之志”。后期林译小说读者群指向青年学生，林纾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一文指出，“使海内挚爱之青年学生，人人归本实业，则畏庐赤心为国之志，微微得伸，此或谓实业耳” 。
为适应传统文人的阅读习惯，林纾将翻译小说书名都加以中国化。林译小说的命名艺术，是将外国小说比类中国古小说，以古小说名冠之。林纾翻译华盛顿·欧文的原著《见闻杂记》为《拊掌录》，将《格列佛游记》译为《海外轩渠录》，将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译为《滑稽外史》。林译小说中，以“言”字结尾的有2种，以“语”字结尾的有3种，“记”有15种，“录”有20种，“传”有10种，“史”有5种，这些都直接采用了古文的命名方法。有的命名直接借用古语表达，如《薄幸郎》、《离恨天》、《玉雪留痕》和《冰雪姻缘》等。
古文的使用对林译小说的成功也助益颇多。“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觉我：《余之小说观》）林译小说不拘于字句的翻译，而是更高意义上的小说主题和内容的中国化。林纾的翻译方式就是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的第一章《论源流》中提到的对译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这种翻译方法使笔译者不必拘泥于原文的语法、句式或语义，可以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情感，更有主动性。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稿酬一般是每千字2到3元，而林纾可以达到6元。樽本照雄在《林纾研究论集》中指出，按照每千字6元，林纾在十余年间共有1200万字数的翻译作品出版，计有72000元的收入。
上述统计没有考虑到林译小说合译者的报酬问题，作为林译小说的口译者，他们的报酬如何支付尚无直接证据。林纾在写给陈器的书信中曾提到：“后此吾弟可自译抄好交来，愚为改删（王庆通亦然）。其所得润六成中，愚分三成有五，吾弟则二分有五，钱较多而工较省，愚亦省费时日，吾弟以为如何？”（《林纾诗文选》，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即使林纾实际所得稿酬只是千字六元的六成左右，这在当时也已是非常高的收入。丰厚的收入保障了林纾的生活品质，同时也便于他找到外文水平较高的合译者。这些都决定着林译小说的质量和数量。
商务印书馆积极推广林译小说
商务印书馆具有良好的读者基础、广泛的发行销售网络和强大的广告机构。据史春风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中的统计，截至1919年，商务印书馆共有25个分馆、4个支馆和3个支店，图书出版和发行遍布全国，并且还设立了新加坡分馆，销售发行范围较广。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商业推广和形象塑造，使林纾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小说翻译家。
商务印书馆制造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广告。1915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广告推广隶属编译所，之后归于总务处交通科下设的广告股。商务印书馆不仅在自办的报刊上为林译小说做广告，而且在《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等有着巨大影响的报纸上刊登广告，甚至在西北地区的《长安日报》、《公意报》和《西北日报》等都能找到宣传广告。如此大范围地对林译小说进行推介，使得林译小说迅速走进广大读者中。
商务印书馆还借助出版丛书来提升林译小说的影响力，1903年出版了“说部丛书”，1914年出版了“林译小说丛书”。“说部丛书”有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10部，每部10种，共100种，其中刊载林译小说共56种。第二个系列共4集，前3集每集一百种，第4集22种，其中共刊载林译小说125种。（《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第二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商务印书馆还将林译小说制成小本小说出版，其中4集版本的“说部丛书”共出版林译小本小说共35种。这种形式使得书籍价格大幅度降低，有利于扩大购买和阅读群体。如《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小本小说只需1角，而“说部丛书”中则需要3角。
商务印书馆还借助政府力量推介林译小说，官方权威的认可大大提高了林译小说的社会声誉。林译小说有10部入选“教育部褒奖通俗教育小说”，有的还被纳入国文的补充读本。1907年2月18日，《新闻报》刊登商务印书馆“学部审定教科用书、宣讲用书”，其中林译小说《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在列。
1919年后，商务印书馆虽然仍在出版林译小说，《小说月报》等刊物也在继续刊载，但由于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的兴起，林纾的社会角色认定也从“小说家”或“翻译者”向“古文家”转变。这种转变里蕴含着将林纾定义为“落伍者”的意味。在提倡白话文的新派青年看来，林译小说已成为需要批判、需要舍弃的封建残余和糟粕。
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使林纾的翻译形成了一整套的模式，也即钱锺书所说的“老手颓唐”。“一个老手或能手不肯或不能再费心卖力，只依仗积累的一点儿熟练来搪塞敷衍。”（《林纾研究材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版）林译小说在商务印书馆的赞助下繁荣，但其形成的固定模式也成为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倍受指摘的病症所在，可谓兴也商务，衰也商务。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阅读史视野下的近代出版机构与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日期：2015年12月10日 作者：江曙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