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炯强教授身板真挺，一头白发。
他住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一处教工楼房。在他自成一统的书房里，四目可见都是书籍和报刊，一沓沓的《世界文学》、《译林》、《江南》、《普天之外》（英文)等中外杂志码得齐齐整整，窗户是屹立的保俶塔。
“我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
他的新作《当代澳大利亚小说选》，是国内第一部介绍“二战”后澳大利亚主要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其中既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家名作，也有“80后”华裔新秀的新人新作。
三十多年，朱炯强一直没有停止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关注。
书橱里，澳大利亚文学《风暴眼》就有好几个版本。1981年，漓江出版社邀他参与翻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丛书》，出于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喜欢，他选择了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风暴眼》。
在他成为一个教授，一个译者之前，他的人生经历了不少磨难。
“我16岁就参加革命了”。1949年，他16岁，和同学到杭州省政府实业厅报到，如果顺风顺水，他会是一名行政干部。可是，时代的境遇和个人的性情，让他走上另外一种人生道路——50年代，他这个原嘉兴专署崇德县的税务干部，考上复旦大学，学的是那时被讥为“卖国”的英美文学。
朱炯强是海宁盐官人，在他出生时，盐官还是海宁的县城。母亲上过大学，和漫画家米谷是同学，当过很多年小学的校长。父亲毕业于商校，抗战后在《申报》工作。朱家当年也是当地的大户人家，他家的祖屋就在盐官观潮宝塔后，后毁于战火。
少年时候受家庭影响，他喜欢读书，喜欢诗词。孩提时他能背古典诗词，也会背诵老乡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梦想有一天到他游学过的剑桥大学学习。
1996年，他应邀来到剑桥大学。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献上的一件礼物就是朗诵英文版《再别康桥》。
“我的一生是跟着兴趣走，事业的成就是爱好的结晶。”而在他人生一些阶段，选择翻译是他给自己找的避风港。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朱炯强多次出国讲学，如在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设立“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课程，连续三年讲课。在欧洲讲授澳大利亚文学，他可能是第一位中国学者。
他说，他只是澳研领域领域里的一名“散兵游勇”，因为他学的、教的都是英美文学。当年引发他对澳大利亚文学兴趣的是彼得·科恩编的一本《短篇小说·景色》。1972年，解除隔离审查后的朱炯强接触到这本小说的别有洞天，激起了他对澳洲文学的兴趣和关注。萌发向中国读者介绍澳大利亚文学的念头，是在翻译《风暴眼》后，那时他在杭州大学（注：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负责“英语国家文学和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身为浙江大学的教授，他桃李满天下；而他情有独钟作为兴趣的“翻译”工作，也为学术界和翻译界称道。
他翻译的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公道》，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收入其自编的《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而作为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的译者，他被誉为“文学交流的友好使者”，受到澳大利亚总督的三次接见。
尽管热爱翻译工作，朱炯强也有过把翻译工作往外推的经历。
有一次，有人请他翻译一本书，书里有不少的“不入流”描写，翻译出来非常赚钱。但朱炯强拒绝了，“这违反我的原则，这不是我希望翻译的作品。”
朱炯强也是第三、四两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如今翻译界参差不集的现状，也让他叹息。“现在社会上过于商业化的翻译现象，我觉得是需要去改进的。”
“搞翻译真的是苦的，要有乐在其中的一种感情”
记者（下简称为记）：挑选作家作品翻译时,你选择的眼光聚集在哪里？
朱炯强（下简称为朱）：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坚持我自己的原则，我喜欢我就要翻译。比如说劳伦斯，我很喜欢劳伦斯的短篇小说，对于他的作品我是精心翻译的。他的散文真的是文字优美，是我的一个喜好。
再如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这位作家很少有人介绍，我是第一个介绍她的人，在80年代初我就介绍她了，翻译出版了《波西米亚女郎——薇拉·凯瑟中短篇小说选》。她的作品好在什么地方呢？我把她评价为:在美国物质文明积累过程中，精神美的捍卫者。她开始时写了描述大量美国开拓者艰苦生活的作品。但是当他们赢得了一定量的物质财富之后，精神上开始变化了。而她，就担忧这种东西。这个对中国来说也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再比如说杨必先生的《名利场》。《名利场》别人曾叫我翻译，但是我不翻。杨必是我的老师，是杨绛先生的妹妹，也是这本书的原翻译者。她的文笔非常好，我超不过她。我翻译的话，一定要能够超过原译，否则没有任何意义。这是我的第二个原则。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叫我翻译《苔丝》。原来的翻译者是张谷若先生，是北大的教授。老教授已经去世了。《苔丝》中有很多地区的方言，他用山东话来翻译。他是我师辈的人，我觉得他已经翻译得很好了，所以我把这本书推出去了。
记：您在1989年与澳大利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见面，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朱：怀特老先生在澳大利亚被称为“半个人半个神”，很受澳大利亚人民上上下下的尊重。怀特先生人非常严肃，也不大爱说话，所以别人对他都有点敬而远之。当我想去采访他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一些作家跟我讲他很可能不会见你。在他（怀特）的房间里，书房接近门口的位置有一个手指状的画，什么意思呢，他在接见你之后，到了十分钟，他手一指那个位置，意思就是叫你走了。不过我还是很大胆去见了他，而且长谈了半个多小时。见了他以后，起先我还是很拘泥的，但是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当时我送给他一对玉石印章，一个上面刻着“文坛巨人”，还有一个刻着“寿比南山”，他就问我：“这个印章我可不可以像你们中国人一样，在写信的时候，盖在信尾呢？”我就解释说不是，那是另外一种印章，可以等以后有机会再送。接下来我就解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文坛巨人”还比较好解释，那“寿比南山”呢，我就翻译说：wishyoualonglifeaslongasthegreenmountains.“南山”在英文里很难翻译出来，所以就讲青山恒在。他一听就笑说人总是要死的。后来他又问我为什么要翻译《风暴眼》，我就说，很坦率讲，从内容上来说这本书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围绕金钱的尔虞我诈，但是其中的写作技巧，作用的手法与众不同，这点上可以供我们作家参考。这些话讲完以后，他点点头，他说我们澳大利亚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写作都很有特色，我希望你将来有机会也介绍他们。这使我非常感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回来以后，我编了一本《当代澳大利亚中短篇小说选》，是这本《当代澳大利亚小说选》的姐姐。
记：从事翻译工作也快四十年了，有什么经验能与搞翻译的年轻人分享吗？
朱：现在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候的条件好多了，所以年轻人肯定是可以超过我们这一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正处于转型期，“转型”两个字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所以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出现，国外好的坏的东西都会引进来。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是要坚持学习，不受影响，不要太急功近利，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学问。第三个，要做好翻译，除了要多学习多看书，也要出去走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有道理的，都是增加知识，所以要有广博的知识面。第四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都有苦处和难处，搞翻译真的是苦的，有时候一个字对应的找不到，是真的会哭出来的啊，所以真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要有乐在其中的一种感情。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也是仅供参考（笑）。
记：你认为应该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译者呢？
朱：我的翻译是通过反复阅读和修改来完善的。我的第一稿可能和最终稿几乎完全不一样，会被我改得面目全非。翻译一篇文章，我总会反反复复地抄好多遍，到现在我依旧是手抄。就我而言，翻译原则还是最基本的三个字“信、达、雅”，这三个字是最有高度最宽广地概括了翻译的原则。第一，翻译作品，你要看得懂，正确理解。第二个，你看懂了又要怎么翻译呢，要求恰当表达，就是汉语要好，没有好的汉语水平就没有好的翻译作品。第三，比如有一篇很好的文章，但是你却用普普通通的词汇来表达，那就失去了原有的意境，这就看你的博学程度，书看得多不多。就这三点，一定要汉语英语都精通，同时各方面的知识都要知道了解。
记：你是第三、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有几年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类的一等奖都是轮空的，现在中国翻译的现状也是很有争议的，你怎么看呢？
朱：第一个，现在存在太多过于急功近利的现象。第二个，有关政策不妥。按理说，翻译应该是很艰苦的再生产，但是在大学里评职称，光有翻译作品是不行的。我有个学生把一个外国作家几乎所有作品都翻译出来了，但是没有自己的文章，职称就评不上，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所以有很多人翻译都是为了赚钱，但是纯文学翻译是赚不了钱的。现在社会上过于商业化的翻译现象我觉得是需要改变的。
记：您从80年代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了，对于你来说，翻译的收入高么？
朱：解放前，郑晓沧先生翻译一部《小妇人》，稿费就买了一幢西湖边的住宅，说明对翻译是很重视的。现在翻译的收入不敢恭维，尤其是纯文学的东西。如果说我是纯粹从事翻译工作不搞其他的（工作），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是无法生存的，所以我们应该在翻译事业与从事翻译工作的报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1996年，朱炯强在剑桥大学
朱炯强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人物名片
朱炯强，1933年出生，海宁人，1961毕业于复旦大学英文系，浙江大学教授。
来源：嘉兴日报 日期：2015年12月7日 作者：许颜、陈安祺、丁晔雯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