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980年秋冬之季那个白雾蒙蒙的早晨，我刚考入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有天旷课，遇见草婴、汤永宽、王道乾先生的情景，恍如梦中。三位大翻译家，阵容豪华，就那样并排坐在西师电影院大银幕前搭着白桌布的条桌后面谈笑风生，就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北丐打狗去了）同时从天而降，非常奇幻。

草婴：《浅蓝的原野》

草婴穿着一件裁剪合身的灰色毛料中山装，短小精悍，发丝后梳，是我印象中傅雷那一路上海滩翻译大贵族优雅的范儿。他说到某位外国作家名字时的发音，读的是原文，说“托尔斯泰”说得最多，发音极快，极好听，就像一道剑光掠过全场。

他掰着手指计划生命的时间，那一年，他57岁。他说：“我身体还行，肯定还有二三十年好活吧，我有一个计划，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从俄语直接翻过来，出个全集。”

他为什么要说从俄语直接翻过来呢？因为托尔斯泰小说是过去最出名的译本之一，比如周扬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从英译本转译的。

他还透露他从俄文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马上就要出版了。周扬版本开篇两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的最新译法是“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他问大家这样翻行不行？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2004年，他81岁，离他在西师宣布的翻译计划24年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12卷400万字的草婴《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在我的私人藏书中，有一本草婴1959年翻译的肖洛霍夫1926年出版的处女作——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肖洛霍夫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静静的顿河》一样，《顿河故事》也有红白交战的革命主题，其中《浅蓝的原野》虽然是非常血腥的故事，但偏要结束于一场优美不安的风景：

“……高傲的浅黄的羽茅，得意扬扬地摇摆着圆锥形的花序。羊群走下山，回陶波列夫卡去了。扎哈尔老爹拄着牧羊杖，默默地走着。在路面上，在扬满灰砂的地里，看得出一些痕迹：一种是狼的脚印，一步隔一步，稀稀落落，样子像梅花；另外一种是一条条的，斜断路面，那是陶波列夫卡村拖拉机的痕迹。

在那条夏季路通入长满车前草的荒僻的盖特曼大道的地方，痕迹消失了，狼的脚印拐到一旁，拐到那些荒草和荆棘丛生的峡谷里；路上就只剩下了一种痕迹，那种发散着煤油味儿、均匀而深刻的痕迹。”

这是1959年2月，1957年反右运动的风头刚过，知书识礼、能说会写的知识分子们，惊魂未定；36岁的草婴，如此大好的年华，如此漂亮的译笔。

汤永宽：《不固定的圣节》

西师的那个早晨，坐在草婴右边的，是汤永宽。那一年，他57岁。汤先生戴着一项鸭舌帽，穿着一件立领铁灰色对襟棉袄，跟“草婴”二字纯美的语感相比，“汤永宽”三个字则很幽默，我一下子就想到重庆小面的秘密之一：汤要宽，而他的汤永远宽。

他说话也像他的名字一样幽默，带着一种烟锅巴嗓音，是一个很老辣的男人。他是《外国文艺》双月刊的总编辑，但他作为总编辑的名字，好像从来没有打在这本我大学时代最喜欢的杂志上。

这么多年，不知扔了好多杂志，但只有包括1978年创刊号在内的几十本《外国文艺》，现在都还排列在我的书架上。有天我还想在网上补齐当年买漏的期数。汤永宽是《外国文艺》首任主编，这本杂志当时还标明“内部发行”，每期320页，像20万字的小说一般厚，7角7分钱一本。

可以说，这几年大量出版的各种外国文学现当代名著，汤永宽主编的《外国文艺》在1978年以及其后几年，早就翻过一遍：阿根廷博尔赫斯的几道招牌小菜《交叉小径的花园》；法国新小说派的小说民工罗布·格里耶的《橡皮》；美国南方小说怪妹卡森·麦克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美国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福克纳《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都是《外国文艺》当时给我们上的最新鲜的外国文艺菜品，以上是学《报菜名》。

“当时有的是好天气”，这是我为悼念西师中文系78级师兄张鲁而写的《张鲁兄，拉萨谣》的第一句。师兄毕业后因车祸高位截瘫，他的后半生还是顽强地坚持写作剧本和拍电视片。

我这句话反转于汤永宽先生1999年翻译的海明威巴黎回忆录《不固定的圣节》（2012的版本改名《流动的盛宴》）第一句“当时有的是坏天气”。他这句，在几个译本中是翻得最好的，至少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比李文俊先生最新的译本《不固定的盛节》翻的“再往下，天气就变得不那么好了”和另一位先生译的“坏天气总是免不了的”要好。

王道乾：“我已经老了”

35年前的那个早晨，坐在草婴左边的，是王道乾。那一年，他59岁。王先生穿一件法式风衣，面容方正，戴一副有点变色的宽框眼镜，很潇洒的样子，当时他还没译出杜拉的《情人》，因为杜拉要到三年以后，1984年才写成。但他已经开译杜拉，在汤永宽先生主编的《外国文艺》1980年第二期上推出她的《琴声如诉》：外省工厂主无聊的妻子，儿子无聊的钢琴课，暧昧的蓝眼晴男人，楼下的情杀场面，写的是一种“不可能的爱情”，法国琼瑶加了一点血。这可能是杜拉小说第一次译成中文，甩出了长达三十多年至今未衰的杜拉热的第一扳手。

1984年杜拉推出《情人》，一年后王道乾推出中文译本，但“杜拉”已经改成“杜拉斯”并沿用至今。但王道乾《琴声如诉》译本的第一批读者，还是习惯叫她杜拉。这可能是一个暗号或胎记，带着上世纪80年代农业社会的简朴、贫寒和清脆，“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我的笔”（北岛《雨夜》），也决不多读一个音，多写一个字。

王道乾那天早晨的身份，是电影《巴黎圣母院》的译者。这部法国宽银幕彩色大片，曾被“新浪潮”满脸青春豆，一腔弑父情的坏娃儿特吕弗，讥为“枯燥无味的诗歌现实主义”、“老爸电影”、“优质电影”（就像1986年上海滩的朱大可骂谢晋），但1978年公映时把我们看得如醉如痴。当时我觉得非常新奇：哇！《巴黎圣母院》那些奇妙的对白，都是他一人翻译的！

他风趣地说，这部电影1972年就已经译制成中文。当时他本来在干校的水田里插秧，突然上面下令把他招回，到上海电影厂翻译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到现在，我和北广播音系毕业的秋平老哥，对《巴黎圣母院》的台词还能倒背如流，他也是当年的译制片迷，或者说，成了王道乾台词不自觉的粉丝。

很久不见，我们打电话，不用报名头，我扔出一句：“要么和乞丐配对”，他那边马上把他的北广肉喇叭，憋成上译厂酷哥配音演员杨成纯的声线回敬：“要么和绞索攀亲”，我们就算对上了。这是《巴黎圣母院》中乞丐王威逼诗人的话，都是王道乾最精彩的译笔。

有一年，在重庆采访李银河，就仿王小波给他的情书抬头称呼，写了一篇《你好哇，李银河》，不久，在王小波《我的师承》中，我又遇到王道乾先生。王小波写道：

“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做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意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

王道乾年纪最大，比草婴大两岁，草婴又比汤永宽大两岁。王先生1993年最先走，享年72岁；14年后，2007年，汤先生走了，享年82岁；8年后，现在，享年92岁草婴先生最后也走了，中国大翻译家的年代开始落幕。

回想1980年那个白雾蒙蒙的早晨，在西师读书生活那浅蓝的原野上，他们降临，和我们相聚，成就了我“不固定的圣节”。而现在，“我已经老了”，还想重新回到那个白雾蒙蒙的早晨，我们年级的辅导员，一个从前留校的工农兵学员，穿着一身电工蓝大卦，手执长电筒，站在西师电影院门边检票。我礼貌性地喊他一声：彭老师。他笑笑说：不要旷课哟！你旷课多！就要退学、开除哟！

不旷课，在1980年，我怎能遇到草婴、汤永宽和王道乾！那个年代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准确地说，应该叫外国文学青年，三位白雾蒙蒙的翻译大师，才是我真正的辅导员。

“不固定的圣节”、“不固定的盛节”、“流动的盛宴”，都太洋了一点，我想对汤永远宽的那位先生说：要是我来翻，要是换成重庆话，这样说，行不行：巴黎和重庆，好大一桌流水席。

白雾蒙蒙，我轻轻推开电影院的大门，三位大翻译家还坐在银幕前面，像草婴译《顿河故事》的时候那样年轻，像王道乾译《巴黎圣母院》一样谈笑风生，像汤永宽创办的《外国文艺》那样，一条大河波浪宽。

 

来源：重庆晨报 日期：2015年11月12日 记者：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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