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翻译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我认为“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比方说，我想写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品，但是我没有那种天分，写不出来，于是藉着翻译他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东西。
刘绍铭 单德兴
家庭与学思背景
单德兴（以下简称“单”）：能否先请您谈谈自己的家庭及教育背景？
刘绍铭（以下简称“刘”）：我的情况很特殊，从小没父没母，在1956年去台湾读大学以前，我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可以看书的环境。我在香港没看过什么翻译的书，因为那时候我打工的钱只够糊口，根本买不起那些书。你看我的自传《吃马铃薯的日子》就知道，我都是自修，包括看报纸，所以报纸的副刊对我影响非常大。1950年代的香港报纸副刊至少是文字清通，不像今天的报纸，质量参差不齐。我到台大外文系以后，就是跟同学一起看书，可是我们都不是一般定义下的好学生，但会在下课后找夏济安老师聊天。夏先生的学问很好，只是有点口吃，课堂上讲书有时听来像天马行空，但私下聊天时对学生却很有启发，有时闲聊中的一句话就让我茅塞顿开。
单：那么台大外文系的课程对您的翻译养成有什么影响？
刘：我觉得初阶的翻译是可以教的，但高阶的翻译则要靠自己领悟。我在台大外文系时是由朱立民先生教我们翻译，那是在1958或1959年，他刚从美国杜克大学拿到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回台湾。他对于米勒的剧本很感兴趣，所以教材就选用他的名剧《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班上有十一二个同学，朱先生就叫每个人翻译几句，基本上就是oral translation（口译）。这样其实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并不是我在批评老师，而是当时的资源有限，要是我去教也一样。当时没有教科书，什么都是“土法炼钢”。余光中先生用王尔德的剧本给学生翻译是个挑战，因为王尔德喜欢玩文字游戏，不容易翻译。余先生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开翻译课时，要学生交翻译作业，他批改了以后发回给学生重抄、订正，订正完再交回来给他看过，这种教法真是太辛苦了。
借来的生命：翻译犹太裔美国文学
单：您后来从事翻译的动机为何？
刘：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我认为“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比方说，我想写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品，但是我没有那种天分，写不出来，于是藉着翻译他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东西。
单：您英译中的作品里很多都是犹太裔美国文学，为什么？
刘：其实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那几本小说的作者是犹太人，所以我并不是有意为犹太裔美国作家发声。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周围没有什么中国朋友，只身一人，非常寂寞。有一天我在书店偶然看到《伙计》这本书，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听过玛拉末这号人物。这本书我一看就迷上了，于是几乎把他所有的作品都找来看。《伙计》写的是有关“redemption”这个主题，而这是中国文学传统里所没有的，因此把“redemption”译为“救赎”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至于辛格的作品也是偶然发现的，也让我很感动，于是翻译了他的《傻子金宝》（Gimpel the Fool and Other Stories）。书中的主角傻子金宝相信救赎与天堂，如果不是用宗教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简直难以置信。在我翻译他的作品之后，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在翻译辛格之前，我翻了贝娄的《赫佐格》（Herzog），他也是犹太人。谈到这本小说的中译，我有一件事多年耿耿于怀。我开始翻译《赫佐格》的时候，人在香港，但译到一半时必须离港，把我整个计划都打乱了，所以那本书的后半我就找颜元叔先生来译。他是我台大的学长，比我高四班，当时是台大外文系主任。所以《赫佐格》的前半部是我译的，后半部是颜先生译的。这些译作都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当时戴天就在那里工作。
当时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透过戴天认识美国新闻处负责美国文学中译的费德曼（Harvey Feldman，音译）。他们找我翻译，我就自己挑了那些作品。巧的是，费德曼也是犹太人，但我起先并不知道。我从前有段时间担任职业译者，为了拿译酬也就没什么挑。有了大学的教职之后，不必靠翻译过活，就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翻译的作品，在那之后没有一本翻译是人家指定给我的。
翻译《一九八四》
单：您还翻译过奥威尔的名著《一九八四》。
刘：《一九八四》也是我借来的生命。我所谓“借来的生命”跟认同有关，我不认同的东西就不会翻。香港《信报》的老板林山木（笔名林行止）是我的老朋友，我1973年开始为他写稿，1983年他想到要我翻译《一九八四》，先在《信报》上连载，之后再出书。
单：当时也在台湾的《皇冠》连载。
刘：是的，《一九八四》同时在港台两地连载。1970年代，在台湾是好年头，《联合报》《中国时报》跟其他出版业生气勃勃，两大报的副刊各用十几个人，时报老板余纪忠亲自介入，在人间副刊辟了一个海外专栏，专门向海外学者邀稿。当时有报禁、党禁，我们就以“海外学人”的身份在文章里夹带个一两句、一两段，透露一点消息。至于在台湾境内，编辑也卖命拉稿。我听说有副刊主编向古龙拉稿时，古龙拿脸盆盛满酒说：“你喝光我就帮你写稿。”就这样子拉稿，几乎把命都赔上。我的《二残游记》登出来时，一天到晚电话响个不停，都是来拉稿的，英文管这叫“courtship”。《中国时报》的高信疆跟《联合报》的痖弦斗法的时候，有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等等，每逢出书就举办演讲会，很热闹。很多香港作家跑到台湾去参赛，在台湾领风骚。
单：您的《一九八四》先是台湾的皇冠版（1984）和东大版（1991），最近又有大陆版（2010）。我好奇的是，皇冠版把原书附录的“新语原则”（“The Principles of Newspeak”）由正文之后改到正文之前，是什么原因？
刘：我不知道，因为我把译稿给他们之后就随他们处理，不再介入。
单：皇冠版把它放在正文前有点阻碍读者的阅读，东大版就放回正文后面。东大版除了原先那篇译序《日渐伸长的影子》之外，又加了一篇新的前言。
刘：我只能说皇冠版比较市场取向，东大版比较严谨。
单：东大版的前言里，结尾时您强调，如果有人要您列出十本改变您人生的书，您会毫不犹豫地把《一九八四》列为首选。
刘：的确如此。
单：请问大陆的出版社是怎么跟您接洽的？销售情形如何？您先前提到董乐山的大陆译本，说那个版本只印了四百多本，流通不广。
刘：北京的出版社直接写信给我。出版后，我看了书里的文字，他们都没有改动，这很难得，应该是大陆真的很认真看待《一九八四》这本书。我翻译的简体字版销路应该不错，但实际卖出多少我并不知道。
编译中国文学之英文选集
单：您也把不少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推介给英文世界。
刘：我编译的英文选集全都是为了服务——既服务这个领域，也服务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大学生的中文程度很有限，我自己编辑或与人合编的那几本书基本上是教科书，全都是为了课堂上的现场需要，既是我自己教学所需，也为这个领域提供教材，算是学术服务。编译这么多书牺牲了自己很多做研究的时间。编译出书之前，每次上课都要看看今天有多少学生，然后去影印资料给他们。比如说，像魏理（Arthur Waley，1889-1966）翻译的杜甫诗已经绝版，想买都买不到，只有用影印的。但是后来法令保障知识产权，不能随意影印教材，所以就需要出这么一本书。
单：有这种需求的老师应该很多，但只有您跳出来做这件事。
刘：因为这里还涉及功利的因素。在美国出版论文或专书在核薪和升等的时候都用得上，但是编译教科书却不算学术贡献，审查的人不会把翻译工作考虑在内。要是没有需要给学生教材的急迫感，我也不会去做。至于编译的书中有两本关于台湾小说，是出于另一个动机。1970年代，台湾在国际上像是小媳妇，没有人闻问，国际学界根本不重视台湾文学。我在台湾念大学，对台湾有很深厚的感情，于是编译了两本台湾小说选集。那个时候要找出版社出这种书很不容易。
单：《台湾小说选：一九六～一九七》，1976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香火相传：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台湾小说》，1983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
刘：第一本选集是透过夏志清先生的关系，第二本选集则是我们自己打出来的路子，因为当时我负责编辑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相关丛书。虽然我不是台湾人，连一句台湾话都不会讲，可是那个时候国际上注意的都是大陆文学，没有人注意台湾文学。因此，我编译这两本书也是一种借来的生命，因为我想在国际冷落台湾的时候做一点有关台湾的东西。我那时注意到的作家包括陈映真，还为他编了一本选集。
单：记得我是在大二时第一次读到陈映真的作品，就是您编的《陈映真选集》（1972），由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开数小小的，和台湾出版的书在外观上明显不同。我在公馆买到那本书时还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位台湾作家的选集是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后来才听说陈映真是政治犯。
《现代文学》的创办与译介
单：你们当初在办《现代文学》时，就译介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与思潮。
刘：我们在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最早是王文兴主张译介卡夫卡。
单：第一期就是卡夫卡专号，封面就是卡夫卡的画像。您还记得自己翻译过哪些作品刊登在《现代文学》吗？
刘：我翻译过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当时我们许多人都参与翻译，译作也刊登出来。我们就读台大外文系，英文程度虽然比一般人好，但还不到可以翻译那样的作品。我绝对不相信我们的理解能够完全正确无误，一定有些误译，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有些汗颜。如果你不提起，我根本就不敢谈。
单：在我念大学时，《现代文学》已经变成了一则传奇。
刘：《现代文学》对我来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那时候我常常到夏济安老师在温州街的宿舍请益。就文学批评而言，他最推崇艾略特；就小说而言，他很欣赏狄更斯。夏老师的英文都是从这些大家学来的，是维多利亚晚期风格，漂亮得不得了。他们两兄弟的英文风格不同，夏志清先生的英文是学院的风格，而夏济安先生的英文是维多利亚晚期风格，是狄更斯的风格，味道高雅，读来有余韵。那时候我们都是小毛头，但他要我们注意许多事情。比方说，他说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知识分子难辞其咎，因为大家都太懒了。他也说，《一九八四》老早就应该翻译，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也是老早就应该翻译，所以我二十多年后翻译了《一九八四》。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一个老师能对学生有多大的影响。
译著唐人街文学
单：您在译介华裔美国文学时是有心介入。
刘：由于从前几乎没人谈过唐人街文学，我就多少写了一点。我采纳的是唐人街的广义定义，其实我们并不是住在唐人街。我想我要是生在古时，一定是个游侠之类的，因为我爱打抱不平。像我为了台湾文学、台湾朋友而做的事就是这样的例子。为什么我要介入唐人街文学呢？因为我是广东人，懂得他们讲的话，知道唐人街里的人的痛苦、挫折、期盼……
单：唐德刚先生在给《渺渺唐山》写序时，提到要做华美文学研究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华侨、广东人、学者、中英文俱佳。他说，放眼望去，唯一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就是您了。
刘：我跟唐先生不熟。他看过我的《二残游记》，后来在会议上见过一面。你不提，我都忘了这回事。那篇序言可能是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请他写的。
单：您在序言中提到，其实研究唐人街文学对您的学术专业来说是“不务正业”。
刘：因为这对学校里的升等没有帮助，也无关我的学术探究，完全是我个人的兴趣而已。
单：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是不是也有一种使命感？因为唐德刚先生在序言结尾时特别提到这是对您的“天降大任”。
刘：讲“使命感”就太严重了。事实上，我就是要引起众人对唐人街文学的重视。这些写作其实不可能改变什么，因为年轻一代根本不留在唐人街，老早就搬出去了。唐人街是已逝去的世代，很少人以此为荣。美国盛行多元文化之后，华裔美国文学才得到应有的地位，这个领域现在已经发展得很蓬勃了，我根本没办法跟上。
单：您那两本与华裔美国文学相关的书在台湾出版，背后有什么故事？
刘：没有，完全没有故事。因为我在台湾待了那么久，多年来也在报章杂志上写文章，和一些出版社的编辑有接触，否则这两本书是不容易找到出版社的。不过那时台湾处于1970年代的黄金时代，氛围欣欣向荣，现在时机就不比从前了。《渺渺唐山》中的许多文章原本是在《中华日报》副刊刊登的，副刊主编蔡文甫也做得很卖力。
语言与环境
单：香港和台湾的翻译有没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特色？
刘：香港和台湾有些用语不同，香港显然受到广东话的影响。譬如国语讲“我先吃”，广东话是“我吃先”。台湾的读者看到这样的句子也能理解。香港人看台湾的文章也没问题。但大陆就不同了，他们意识形态强，好用一些术语来唬人，听起来好像很高深，其实不然。他们许多翻译对我来讲是alienation（异化）。
单：这种情况是不是跟他们翻译马列作品或鲁迅主张直译有关？
刘：唉！但是提到中文翻译，香港和台湾的用语有许多地方可说是大同小异，像“辣妹”就是从台湾传到香港的，而大陆的表达方式则不同，有些生硬。我的背景和翻译理念则有所不同。我和乔志高差不多年代，都读过几年文言文，因此觉得他把The Great Gatsby这个书名翻成《大亨小传》很好，就像林琴南把David Copperfield翻成《块肉余生记》，真是太漂亮了。有一个大陆版就照字面直译为《了不起的盖茨比》。
来源：东方早报 日期：2015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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