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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桃花源 敬悼先师余国藩教授
误入桃花源 敬悼先师余国藩教授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5-8-31
 

2015年5月12日,业师余国藩教授仙逝,同门徐东风隔日中午急电,我惊愕怔忡不已。去年8月,才在芝加哥中国城和老师吃饭,见他食量不错,还共饮了两瓶红酒,怎么才几个月就传来噩耗。心忧如焚,我马上给邓冰白师母写了封电邮求证;隔夜回信到,噩梦成真。当时心里乱成一团,不是“难过”可以形容。师母邀我参与老师的追思会,我因家人即将住院治疗,难以赴美,心情更加抑郁。三个月来,每忆及师门,悲念无已,朋友命我属笔追记,总不能终篇。如今心情稍微平复,是该追记门下,把近三十年所知略记于此。

 

七十年代后崛起的钱锺书

我在1986年入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但我受业于老师,却是前一年就已开始。当时辅仁大学英语研究所拟举办一场宗教与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所长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请我翻译一篇老师论《西游记》与丹道关系的论文。我在辅大所习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老师的论文岂是我力所能逮,于是一边翻译,一边写信问学。来年初秋,我干脆飞到芝加哥,入当时犹名“比较文学委员会”的比较文学系正式拜师。那一年,老师年近五十。我抵达芝大的第二天,芝城犹有夏日余威,老师约我到神学院所在的史威夫特楼(Swift Hall)见面。他一头短发,穿了条短裤,口叼雪茄,骑着脚踏车而来,和我想象中的大学者派头完全不同。老师把我让进办公室,问了些问题,我怎么回答,早已忘记,只记得他谈到高兴处,脚都跷到桌面上。老师还叫我到英文系看文艺复兴时代史诗的研究专家缪伦(Michael Murrin)教授。

老师顺口提到他认识缪伦教授,缘于时常要读与文艺复兴史诗相关的新著,到图书馆总撞到缪伦教授先他一步把书借走,两人遂成知交。这些过往,让我想到翻译老师论《西游记》的文章时,发现他的西洋文学精湛,虽然以前从夏志清教授文章中,我早已知道老师是神学院“宗教与文学”此一举世无双的专业出身。后来认识老师日深,才了解他从高中开始,便有志于和洋人中的西洋文史专家一较高下。老师走进汉学圈子,倒像误入桃花源,而且无心插柳柳成荫。

老师把早年的著作都送我一份。他研究的范围甚广,希腊悲剧、荷马史诗、意大利中世纪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史诗都写过专文,也编过专书。他研究西洋文学,向来都以原文为之,也就是研究荷马,他用希腊文读;研究但丁,他用意大利文做;而研究加缪,他则从法文下手。总之,老师是1970年代后崛起的钱锺书,所懂的西方古典与现代语言,将近十种之多,包括希伯来文。这种研究优势,和老师特殊的教育背景有关。

 

老师所受的教育

老师未在中式学校就读过。他生于香港,犹在襁褓时,曾随父亲住过重庆。抗战胜利后,我仅知老师在港随祖父及家庭教师念书。祖父余芸(1890-1966)毕业于牛津大学,父亲余伯泉(1910-1982)将军和几位叔父都出身剑桥。余将军长年带兵在外,老师的中国诗词及各式古典,几乎都在督学香江的祖父膝下受业。英译本《西游记》的第一卷,老师题献祖父,其来有自。国府辞庙不久,余伯泉将军来台复员,在国府担任军职,最后以四星上将官拜三军大学校长。老师和师母结褵,是广东两大将门联姻。师母令祖邓铿(1886-1922)从同盟会时代开始,就是孙文麾下大将。粤军北伐前夕,邓铿与陈炯明对峙,终于为人所刺,其后追赠陆军上将,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旁。

老师赴美之前,尝在台北美国学校念高中,始习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在美念大学时,他主修西洋史及英国文学,其后入加州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就读,当时希腊文及希伯来文已十分上手。1955年,史考特(Nathan A. Scott, Jr., 1925-2006)在芝大神学院创办“宗教与文学”跨学科的博士班,老师在廿五岁之年从之入学。上述之外的欧洲现代语言,多半便在芝大习得。至于英文,那是老师打出生就和家人混杂着广东话天天讲的母语,而且出口成章,讲得地道而精确。《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英译者是闵福德(John Minford),他有次说老师笔下的英文有种年纪相若的英美人士写不来的调调,我尝在一篇拙作里简单替老师回答:那是一种拉丁体的英文(the Latinate),高雅异常。老师国语学得较晚,要待来台念书才因担任美国传教士的口译员而强迫自己学得。在台湾演讲的时候,老师经常开玩笑地请听众“原谅”他一口广东腔的国语。

 

英译《西游记》

老师买舟赴美那年还不到18岁,但人小他志不小。航行中,老师在《时代》周刊读到费正清写的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有些不服气,发誓自己来日的西洋学问要比费正清的中国学问好。这点他做到了,没料到的是,在芝大教授西洋文学与神学有年后,他觉得自己对中国学问也深感兴趣。除了在东亚系授课外,因为《西游记》是从小好读的书,也是中国宗教文学上的伟构,老师试着英译。才开笔译注了不久,剑桥大学的杜德桥(Glen Dudbridge)教授过芝城,老师延他到家中小酌。杜氏直言老师译不来《西游记》。他写过一本考证《西游记》祖本的专书,对这本明末“奇书”的难懂深有体会,我猜想他所以如此下断语,乃因老师出身西洋文学,哪能了解充斥小说的诗词与丹道术语。杜德桥不意老师穷十三四年岁月,以一己之力硬把亚瑟·伟利(Arthur Waley, 1889-1966)也只能节译的《西游记》足本全译了。行家都知道,翻译是诠释,不得其解而能译,未之有也。

其实老师才译就部分的《西游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便和他签约。抱着合同译书,芝大出版社的作者群中罕见,当然是殊荣,信赖有加。1983年,老师译毕《西游记》,题为Journey to the West。当时盛况,可用“佳评如潮”形容,我看到的书评不下十篇,从东岸的《纽约时报》到西岸的《洛杉矶时报》都有。求学阶段,老师在宗教研究上专心致志的是新教神学,我没问他什么时候对中国宗教也感兴趣,但是要翻译《西游记》,不可能不了解传统儒释道三家,老师所下研究工夫之深,及之者鲜。尽管如此,《西游记》有部分字句确难理解,尤其是有关丹道的名词,老师在一篇翻译经验谈的文章中毫不讳言,我更想代他说的是,正因如此,才加深了他深入《道藏》的决心。《西游记》英译本的“导论”于道教和小说的渊源仅有些许着墨,但在近人中已有开山之功。柳存仁等人的相关论述出现后,老师更加认为《西游记》的寓言不止三教一家,应该还要包含另一层次的“身体之旅”,亦即小说借情节的推动,一步步在演示全真教的丹功进程。老师舍自己深受影响的胡适,完全相信清人陈士斌等人的见解。

老师常说自己为文,绝大多数在形成“议题”(argument)。他用自己的析论辩护,但也欢迎他人驳斥。在我中译《宗教与中国文学:论〈西游记〉的玄道》之前,老师已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大都收入王德威教授主持的五册“汉学大师系列”中的《比较游记:东西宗教与文学研究论集》(Comparative Journeys: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East and West,2009),而我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也一一将之迻为中文,收入联经版的《余国藩西游记论集》之中。对德威兄而言,美国汉学界称得上“大师”者只得五人,老师居其一。

柳存仁等人的讨论,激起了老师“重审”《西游记》的决心,应该是老师决定在2005年退休的主因。在芝大作育英才四十年,老师需要时间重理旧译。他大幅改写“导论”,《西游记》内文也重新修订,诗词译得益为传神,注释增删之外,也大幅改写。修订版《西游记》英译本“倍”加完善。待老师搁笔,星移物换,七个寒暑匆匆已过。去年8月,我们回到暌违七载的芝大,老师另邀东风请我们吃饭。酒酣之际,老师若有所思,不经意间冒出一句话:“修订本出版,我这一生也算有了交代。”我生性迟钝,听不出老师话中之意,内人嘉彤——老师喜欢称呼她的旧名静华——却有不祥之感。

我刚进芝大,拜见老师那一天,他意气风发,用英语对我说道:“我不是个单书作家。”他哪里是!《西游记》的译注本推出之前,老师已有《重访帕纳撒斯山》(Parnassus Revisited)之编,而且写了长达25页的“导论”,充分显现他对古今名家于史诗所论了解甚深,而译注本《西游记》还是皇皇四大卷之作。他之所以有感而发,当因译注本名气大,让人几乎忘了他在学界赖以成名的西方文学研究。

余国藩花了十三四年的时间,将全本《西游记》译为英文,晚年又对译本作了重新修订。(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重读《石头记》

另一方面,老师也在预告自己继译注本《西游记》之后,在汉学研究上仍有攻坚的山头。老师话中果然有话,早在我拜见前两年,他已和李欧梵教授合开了《红楼梦》的专题课程,而且在1980年即从林黛玉先行析论,撰有专文。授课期间,老师洞见益增,乃穷十年之力,就《红楼梦》的各层面撰文,完成了《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书,1997年委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老师向来公务繁忙,分别担任过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在现代语言学会(MLA)和美国宗教学术院(AAR)也要职在身。但一旦矢志写书,哪怕如何忙碌,也会找出时间续篇。那几年每逢周四,老师闭门谢客/课,独自在家中撰稿,而我则在周一下午他的“会客时间”(office hours)到史威夫特楼聆听他的《红楼》新见。《重读石头记》中有几章,英文稿还没发表,我的译稿已见诸台湾刊物。

我当时还是学生,芝大的课业之重举世闻名,所以《重读石头记》的中文本译毕,老师足足等我毕业,等我到中央研究院栖身为止。老师一本书写了十年,他也容忍我十年,让我断续中译之。《西游记》的译注是老师一绝,而他阅读《红楼梦》之精,红学界罕见其匹。全书各章,老师认为杰作是第二章《释情》,我倒觉得开卷首章才令人惊艳。老师从青埂峰上那颗弃石出发,畅论《红楼梦》书中书的后设本质,开显其中暗藏与明陈的阅读之道,写来状似平常,其实力透纸背,字里行间迸发着唯曹雪芹、高鹗才能与之比肩的不世才情。老师常对我说,翻译是最深刻的细读,他几乎用“细读”《西游记》的方式“重读”《红楼梦》。老师精通中西文学理论,但从不迷信之,发展出来的观看《红楼梦》之道,我有幸也“细读”了。

文学理论与宗教研究

谈到文学理论,老师所宗大致是芝加哥学派一贯强调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这点表面上看来有违太老师史考特的历史主义,其实不然:老师乃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阅读理论。老师十分尊敬史考特,当他是师亦友,却也指出史考特有其局限,对文本的慢嚼细品功夫差了一点。谈到上个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影响的焦虑”,老师对布鲁姆(Harold Bloom)也不客气:“他太浅了!”在芝加哥曾经共事的同僚间,老师最佩服的大概是保罗·利科(Paul Ricœur, 1913-2005)。我每回向他报告阅读利科的浅见,发现我读过的书,老师早已阅毕。后来我才晓得他和利科深交数十载,利科每有新作,必然会寄一本给他。有一年在台北,我又对利科某一新著发了点感想,老师眉开眼笑,用英文答道:“利科永远新鲜,他不会重复自己说过的话。”

华裔学者中,老师极其佩服夏志清与余英时;洋人中,我想不出利科之外,有谁能得老师如上赞许。有一次我在武汉大学做客,文学院长涂险峰请吃饭。他曾留学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专攻文学理论,在某会议上尝听老师发表主题演讲。初则感觉不过尔尔,一进入会场问答,老师见招拆招,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随手拈来,再加上自己深刻的创见,涂院长越听越感捉摸不易,席中对我说了句当时感想:“余先生的学问深不可测!”

老师当选美国文理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前一年,他也当选“中央研究院”有史以来第一位文学院士。但如此形容老师,我想他未必高兴。自1998年当选以迄2007年发现有心脏病而不轻易旅行这七八年间,老师回中研院文哲所的次数频繁。来院多了,他常对我说从民族所、史语所到文哲所,研究员中潜心儒释道的专家不少,何以院士群中乏人出身宗教或神学院,为此他颇感诧异与不平。所以老师和黄进兴院士及李丰楙博士结为好友,原因不在文学,而在宗教研究。老师一生所写多半与文学有关,唯一的一本宗教研究专书题为《中国的政教问题》(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 2005)。他推翻中国政治或宗教从不干预彼此的学界成见,反而从历史与文本分析的角度,强调两者常结为一体。他尤其反对西方从耶稣会入华以来对儒家的解释。祭祖不会仅在“慎终追远”,祭天祭地根本是宗教行为。政治在中国传统中因此非属世俗,帝王官宦介入宗教活动乃常态,而反之亦然。对我而言,老师的分析力量甚强,因《中国的政教问题》而改变看法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关心政治

老师坦率面对历史,也不保留对政治的看法。奥巴马首次当选美国总统那一夜,老师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谈到年轻之际,他追随马丁·路德·金博士为黑人人权奔走,几乎忘了学业。去年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老师也来信为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居然可以赢得选战叫好,而马英九愿意辞掉国民党主席为败选负责,他誉为前此仅见。老师的看法清楚之至:他同情弱势,强调人权与民主政治,更不向霸权低头。在这种心态下,可想在华人世界,老师批评最力的对象。

大约在2006年初,北京三联书店希望为老师出版一本书。我将拙译部分文章汇为一编,题为《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余国藩论学文选》,交书店付梓。最近一二年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李怀宇先生向老师约稿,拟再推出新的选集。老师同意,而且想借此机会觅人译出《西游记》修订版的“导论”付排。早在李先生约稿前,现任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康士林即已请同事译了一小部分,寄老师过目。惟老师未置可否。身为一代英译名家,老师对自己文章的中译水平要求很高。我身体状况甚差,难以再为老师效劳,他乃请我代为物色译者。我的学生中有不少中译高手,无奈中译《西游记》的新“导论”除得讲究译体(style)外,还有专门的知识得克服,非相当程度的造诣不易为。我的学生多已获颁比较文学或翻译学博士,但面对老师浩瀚渊博,却仍乏人敢于承担中译重责。新导论的译事延宕甚久,所幸我另有硕士生从《西游记》中的丹道名词出发,着手比较英、日文译本,撰为学位论文。就在老师仙去之前,她已下笔开译。老师要我为中译把关,我自是责无旁贷。

广东人民出版社所约之书,在《西游记》研究部分,老师认为新的导论是他最新,也是最后的见解,仅收此一长文足矣,其他相关文章,弃之可也。老师把他给李怀宇的信转寄来台,我回信说新文集不妨考虑《静观其变:儒家与人权的展望》一文。此文可称力作,老师的见解精辟深邃,而且早在我专职台湾师范大学之时,即已译妥,一并刊之甚便。

关怀学生

老师是性情中人,学术上却择善固执,坚守原则,绝不苟且。据传台湾和大陆学界熟知的某钱姓和唐姓教授,即因老师不愿为其学术成就和新作背书而离开芝大。此中详情我所知有限,然而衡以老师严格的学术要求,恐离事实不远。

 老师不是不懂人情世故。他关怀学生,早为芝大洋人与华裔学生共知。对我而言,他亦父亦师亦友。对我们一家的照顾,更是衷心铭感,永世难忘。今年2月,我因胆囊结石发炎,引发败血症,高烧不退,紧急入院开刀,治疗一周。返家后查看电邮,老师写了好几封信来,封封主题是:“奭学,你在哪里?”周轶群转到斯坦福大学任教,是老师来信告知,我马上寄发贺函。多年前王岗的父亲去世,老师也来信通知,我去信慰问。徐东风在加拿大一面教书,一面撰写论文。完成那一天,老师高兴得老泪纵横,一早就来信示知,让我分享喜悦。沈安德(James St. Andrè)由曼彻斯特大学转到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任教,我在芝加哥向老师提到。老师沉吟一会,随即面露微笑道:“他接的是闵福德的位子,我以他为荣!”香港情形,他不生疏。我离开芝大多年,同年或前后届同学异动或有悲有喜,绝大多数都是老师转知。学生动态,他十分清楚,因为关心。老师总是爱屋及乌;我们一家四口,都和老师结成各种意义下的师生缘。我每寄新作给老师,他接到当下,几乎立刻回信,指正错谬。

对朋友仁至义尽

芝加哥大学对老师而言不止是为谋稻粱之地,更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学生之外,他的教授朋友分散各系。文前我提到老师和利科乃莫逆之交,而他尊敬曾经师事的古典学者格林(David Grene,1913-2002)之心,我在学时就深刻感受。我初进芝大时,英国文学名家贝文敦(David Bevington)教授是比较文学委员会的主任,我上过他教的英国中世纪及莎士比亚戏剧多种。1990年代,太夫人病逝台北,老师返台料理后事,我刚好在上老师的西洋悲剧课程,贝文敦教授杂务缠身,仍然放下一切,前来代课。哈佛及斯坦福大学都曾请老师转校任教,老师告诉我加州的天气对他确是一大诱惑,但芝大跨学科授课的教育方式、浓得化不开的学术氛围,无时不萦绕心头,他最后仍决定终老北国的芝城。1960年代中晚期,老师连学位都还没拿到,神学院的北川院长就聘他留校任教,学校的传统学风又是他校难比,加上友生众多,他对芝大的感情怎能不强?“文革”时代,陈梦家夫人赵萝蕤(1912-1998)教授被批斗到精神分裂。老师和她虽然在不同时期抵美求学,但老师念在系出同校,1987年在北大客座时仍前往探访。目睹赵教授门庭寥落,不胜唏嘘。世纪之交,到赵教授去世,老师特地撰文追忆故人。他关心学生,也关心同侪与前辈。

老师离开华人世界五十年,思想洋派,常为人质疑中国人的身份。但他对传统了解极深,神学院毕业后变成无神论者,在中西宗教中却欣赏道教至极,因为道教讲究养生。难怪老师认为要了解《西游记》,不能不深入其中的丹道寓言。老师有古风,热情好客,对人情之重视更胜今天的国人。

拙文开头提到缪伦教授,芝大在校的师友中,老师和缪伦教授的情谊恐怕最深最长。缪伦教授由耶鲁大学来,在西洋史诗的研究界为人推崇不已,所著《托喻的面纱》(The Veil of Allegory)一向饮誉学界,我上过他开的文艺复兴时代史诗等不少课程。他和老师一样,每一本书的研究与写作都长达十年以上,在《仙后》(The Faerie Queene)的专题课上,曾自嘲因学问而忘了结婚。老师命我多向缪伦教授请益,形同我第二位的指导教授。我每次回芝加哥,多半会和缪伦教授喝杯咖啡叙旧。去年8月,我在里根斯坦图书馆和他重逢,聊了好一阵子,承告刚刚出版廿年的研究心血《欧亚互市与传奇故事》(Trade and Romance)。我马上觅来,回台后细读,果然后出转精,秀出班行,正想去函表示敬佩,马上收到老师一信,告以此书年初已经现代语文学会推举,获颁美国比较文学界最高荣誉的“韦列克比较文学奖”。昔年和他在图书馆“抢书”的同僚,如今以所著获颁殊荣,老师高兴得随即周告学生。还因缪伦教授一生未婚,信上不无感慨地请我们后生常去信问安,切莫让他有老来寂寞之感。对于朋友,他仁至义尽,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老师不喜欢儒家,我却中儒家的“毒”不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毕业以后,老师循美国大学习惯,认为师生关系已成过往,要我像朋友一样直呼其名。不论是“Tony”或“国藩”,我怎么开得了口?见面我当然称“老师”,书信往还,我仍然以“Dear Prof. Yu”开笔,犹如依旧在学一般。内人嘉彤一向随我称“老师”,小女、小儿则必称“太老师”。老师“三申五令”,我们还是不敢造次,他也只好任由我们叫了。儒家的印记,纵然留学美国,我想没有台湾学生可以去之。

去年和老师团聚,餐后临去之际,嘉彤突然问老师说:“我可以抱您一下吗?”我们虽在美国生活许久,嘉彤从来也没有相拥而别的美式习惯,我颇诧异。回到芝大居停,我问道是怎么一回事,嘉彤说:“我怕再也看不到老师了!”我连声嗔怪:老师人好好的,饭量酒量不输当年,这是什么话?哎,孰料世事果然无常,东风来电,师母信到,居然让嘉彤一语成谶,我怎么也没料到老师就此永别,徒留我们一家悲念无已。

   来源:南方周末 日期:2015年8月27日 作者:李奭学(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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