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
黄灿然译介的布罗茨基散文集《小于一》
黄灿然译介的《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最近一直排在好书榜单的前列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颗璀璨的巨星在西方诗坛冉冉升起。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个中国人以数年之功翻译了一本书，犹如引来巨星的一束光芒，让中国读者为之眩晕。这颗巨星就是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这位中国人则是著名翻译家黄灿然，他译介了布罗茨基的散文集《小于一》。这本书自上市以来几乎横扫国内所有年度好书榜单，在短短的两个月内重印五次。
今年恰逢布罗茨基诞生75周年，关于他和他的作品也成为国内文坛爆热的话题，《小于一》的译者、著名翻译家黄灿然也因此频频地被推到台前，有媒体称，他是我们凝视布罗茨基所需要的“滤镜”。
7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对黄灿然进行了专访。
诗是生活中的非常必需品
海南周刊：你去年翻译的诺奖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散文《小于一》很长时间列文学类翻译作品销售排行榜榜首，还被国内诸多媒体评选为年度最佳。你是如何开始做文学翻译的？
黄灿然：我大学时代就开始译诗了，毕业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开始译卡瓦菲斯和聂鲁达，还有奥登若干散文。然后是进《大公报》做新闻翻译，这是很过硬的训练。大概这二十五年间，我的新闻翻译文字有一千五百万字至两千万字吧。对英文的理解，很大部分得益于新闻工作的大量阅读和翻译。反过来，文学和文学翻译又帮助我更好地做新闻翻译。最初，文学翻译也是在同仁杂志发表，如同写诗一样，常常是无偿的。后来，开始有出版社来约译。由于我对文学很熟悉，回顾起来，我译的书，也即出版社约我译的书，都是我已读过的。《小于一》则是我第一次主动向出版社推荐，让他们买版权，由我来译。下一本是爱尔兰诗人希尼的《希尼三十年文选》，可能比《小于一》还厚些，同样是我推荐出版社买版权的。已脱稿，估计明年上半年能出版。
海南周刊：你翻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诗歌或者诗人的散文作品，除了因为你自己是非常优秀的诗人而对诗人作品偏爱外，似乎诗歌也与你有先天的不解之缘。你花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又翻又写，能否谈谈你这样全身心工作带来的快乐，以及诗歌为何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黄灿然：歌德说翻译家是本民族的先知，翻译家李文俊先生也说，翻译家是半个先知。我不敢这样说，但我愿意说，翻译家至少是“先知道”这个意思上的先知。就我而言，我对翻译确实怀有一种使命感，至少，我首先要做补缺的工作。最初译里尔克，也是因为在我翻译时，里尔克的《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和《杜诺伊哀歌》都还没有全译本，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和《一百首爱情的十四行诗》在我翻译时也都没有全译本。卡瓦菲斯，大家主要是通过我的译本来认知的。巴列霍虽然以前已有零星翻译，但也是在我的译本推出之后，大家才真正重视他。我译的《布莱希特诗选》明年出版，也是补缺。刚出版的《曼德尔施塔姆诗选》则是补充，因曼氏诗难译，很多读者无法入其门，我想通过从英译转译，来给中文读者一个新选择，因为我早前让副本出了一个小册子，曼德尔施塔姆《诗六十五首》，不少诗人和读者感到这个小册子让他们第一次读到曼德尔施塔姆。就在今天，刚收到一位女诗人和译者的微信，说她早上刚看了《曼德尔施塔姆诗选》，非常感动，说我译得真好。我当然高兴，但我高兴不是因为有人赞我译得好，而是又有一位诗人读了曼德尔施塔姆。这就是我的快乐了。诗歌可能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也许应该说，是非常必需品是非常的必需品而不是平常的必需品。
文学翻译排在写诗之后
海南周刊：听说你现在住在深圳一个叫洞背村的小渔村？能否透露一下你每天在这里的生活和翻译、写作状况？
黄灿然：大约两年前，旧天堂书店老板之一的介词，听徒步者说起有一个美丽的山村，便记下名字，第二天导航开车来，很快就租了房子，每周来住两三天。这样他的朋友们也会跟着来玩。一年半前，上海诗人陈东东来深圳，问我能否从香港过来一聚，因为我们十年八年才见一次面。刚好广州诗人凌越要去香港探望我，我说我要去深圳，于是我们约好，他从广州开车来，我们在深圳见面。诗人孙文波也在深圳。有人提议去某个海边村子游玩。这就是洞背村。它是海边山村，而不是海边村子。离海有一小段距离，我现在住的五楼，能望到一角海。那天下午，我们在村里一个旅馆的院子里坐下来闲聊，然后张尔、莱尔、桥几个当地诗人说要出去看看，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已看好了房子，合租一座独立式的三层小楼。这样孙文波便也搬去洞背村来住了。张尔把朋友一条金毛犬带到村里来，不久张尔因事不能长住，金毛犬淘淘便成了孙文波的宠物。
我离开洞背村后，老是想起它，这很奇怪我不喜欢旅行，对任何地方都没有特别印象，除了洞背村。四月份我辞职，五月一日是我在《大公报》最后一天。工作了将近二十五年，终于辞职了。六月初搬来洞背村。
最初搬进来，整个人空空荡荡，基本上无法进入工作状态——我的文学翻译工作。但写诗状态却极佳，几乎天天写，就因为空空荡荡，没有任何需要去想的事情，因为诗的触觉特别敏感。任何一点声响，任何一只飞虫，甚至刮风下雨，或遇到任何人，都有可能触发写诗。也必须承认，一旦我写诗进入状态，文学翻译我就会有暂停或延后。
海南周刊：听说你现在是洞背村最有名的村民，村里人都认识你，叫你“黄老师”。最近，诗坛流行个说法，说你是洞背村的书记？
黄灿然：差不多人人叫我黄老师是真的。黄书记是仅限于本地诗人圈的玩笑。话说孙文波光着头，出入带着金毛犬，俨然像个村长（好像我也参与了他这个头衔的创造）。这样，他们为了凑足一个团队，就把我称为黄书记，我这栋楼上的丁路则被称为民兵队长。我所住的这栋楼，我和旧天堂老板之一的丁路是最早搬进来的，然后他的朋友们，他的朋友们的朋友们，便纷纷入住了，所以很快就被租满了，也因此，全栋楼的邻居都互相认识互相串门。我们楼的群聊，差不多是我参加的唯一群聊，这是因为我们像一个小公社，群聊都是生活中很实际的事情，例如谁家要请客，就在群聊里发通知。我在群聊里最常见的发言是：哪位帮我取一下快递？哪位开车进城（或回村）？我私下说，要在洞背村建立搭便车的文化。成功率非常高，有90%以上。一般来说，几分钟内就能搭上。我遇到各种各样的车主，有村民，有来村里餐馆吃饭的，有来徒步的，有搞装修的，有像我们这样租房子住的。
海南周刊：据说，你的下一本诗集就是关于洞背村的？在译诗和写诗之间，你更喜欢哪个？
黄灿然：严格地说，我的《奇迹集》之后的诗集，也就是我下一本诗集，是《发现集》，写于2009年至2014年，正在整理，估计明年出。再下一本诗集，确实就叫做《洞背集》，已写了大部分。孙文波状态也极佳，我们有些题材是互叠的，比如金毛犬淘淘，比如爬山，比如逛沙滩。译诗算是工作，或翻译工作的副产品，也可以说是写诗的副产品。没有更爱谁这个问题。翻译可能会给写诗带来帮助，但不是明显的，自己看不出。也许反过来说也有道理，写诗给翻译带来启发和帮助！但更大启发恐怕还是，在翻译过程中，你得精研整个文本，不仅做翻译家，同时还做半个语文学家，就是要独立去研读作品。这有点儿像训诂。翻译了这么多东西，这个精细过程，如同认识真理。
35岁后做翻译更可靠
海南周刊：据说你的翻译计划很庞大，如果有新的出版社想请你翻译，得排到2018年后了。最近在翻译什么作品？
黄灿然：刚才说过了，脱稿的是《希尼三十年文选》，非常棒的书。正在翻译希尼一本相当大的诗选《开垦地》，刚好也是三十年诗选。下一本文论是米沃什的五十年文选，更厚。中间可能要加插美国诗人费灵杰梯一本诗集。再后面可能是辛波丝卡的散文集。
海南周刊：现在，很多年轻人懂外语，热爱诗歌，也在尝试做翻译。你能否在这里简单地分享一下你写和译的体会？
黄灿然：我的最大体会是，翻译不是年轻人干的，可靠的翻译，至少得在三十五岁以后。另外，很多人虽然热爱翻译，但外语能力只是半桶水。但这不要紧，就前者而言，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学徒期，努力者自会成材。就后者而言，写诗半桶水的人也很多，并不影响诗歌的运作。
海南周刊：诗人翻译诗人的作品和非诗人翻译诗人的作品肯定有差异，在你看来，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黄灿然：诗人而外语不够专业，即是说，不够好，那其实带有很大的掺杂成分，也就是说，诗人是在写汉语诗。外语够专业而非诗人，则有两种情况：一，陈词滥调；二，非常直译非常准确。在两种译者中，我会选择后一种译者的第二种翻译。
关于黄灿然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于福建泉州，1978年移居香港，曾为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著有诗集《十年诗选》《世界的隐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奇迹集》；评论集《必要的角度》；译文集《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2011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
来源：海南日报 日期：2015年8月3日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