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杨静远走了，享年92岁。从《彼得·潘》到《杨柳风》，她的译作给无数读者带来了欢乐和美好，然而回望她自己的生命历程，却并不像童话那样。
人物简介
杨静远，1923年2月生，湖南省长沙市人。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硕士。译有《哈丽塔·塔布曼》、《勃朗特姐妹研究》（编选译）、《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勃朗特一家的故事》、《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彼得·潘》、《杨柳风》、《英国名家童话选》等。著有《炼人学校—五七干校生活一千日》、《写给恋人》、《让庐日记》等。
抓住幸福的手
杨静远最珍视的作品不是她那些影响深远的译著，而是自己与恋人几十年通信的记录《写给恋人》。
“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吗？”是我先去找老严的，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他说：“那有什么不愿意的？”“那么，现在！”我伸出手，他一笑握住。
那个时候，没有女孩主动去找男孩，都是等着男孩来追；女孩都要找比自己班次高的，严的班次比我低；他是个穷得不得了的流亡学生，我是名教授的女儿，在学校非常出名，而且我已经拿到了去美国的奖学金，很快就要离开学校，本来可以不谈这段恋爱的……
我们在不同的学院，加入了同一个合唱团，但一起唱歌时互相不说话。我跟别的男同学都谈不拢，见到严，却觉得：就是他了！我喜欢他，我就一定要去找他，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事情，我要试一试。后来我们就约会了，果然谈得非常融洽。几次之后，我真正地爱上了他，再也摆脱不了。
我还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的老朋友、原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托与他关系密切的胡适给我写推荐信。他帮我写了信寄到密歇根大学，那儿有个东方妇女奖学金，是专门给亚洲女学生的。实际上应该递交四年的成绩，而我当时才读了三年，或许主要因为胡适的信起了作用吧，奖学金批下来了，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我在美国越来越觉得待不住，一来不能忍受与严的互相思念，二来担忧国内政局。两年之后，我拿到硕士学位，心想：我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算再拿个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冲动之下，就上了回国的船。
现在看来，我这个决定是做对了，因为1948年秋天之后，国外的人就回不了国了，那样的话，我和老严也完了。
30年看不到文学书籍
杨静远不以文学知名，但她翻译的《杨柳风》和《彼得·潘》，文笔优美清丽。原来她也曾经是文学青年。
我10岁的时候才有一个弟弟，之前的我，是家里娇宠的独生女。父亲崇拜诸葛亮，我的名字就是取自孔明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父亲是经济学家，但我对经济一点兴趣都没有，直到现在。
我喜欢文科，高中时却报了理科，只因为初中的朋友都在理科班，现今她们都在美国。国文老师孟志荪很欣赏我，说我是我们班最有艺术天分的，并且文学内在力量最丰富。我很崇拜他，听了他的话备受鼓舞，可见老师对人一辈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自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整整有三十年的时间和文学断了关系。我羡慕那些入党的同学，在27岁的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父亲劝过我：“我没有偏见，但我希望你不要黏上政治，政治就像恋爱一样，一旦陷进去就不能自拔。”但年轻时候的我，怎么听得进去？还为此与家庭闹过矛盾。我说：“我不想搞政治活动，但我想了解中国革命，你们不要阻拦我。”
从革命大学毕业后，我先是被分配在出版总署编译局，做俄文翻译。后来整个出版总署撤销了，大家分到各个出版社，我被分到人民出版社外国史组做编辑。如果把我分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可以搞文学了。但是没有办法，当时只能服从分配。
我在人民出版社从1949年做到1979年，心里很苦、很难受，这三十年，我基本看不到任何文学书籍，父母的书都捐献给武汉大学图书馆了，武大外文系也没有了，母亲被调到中文系，也是要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教文学。
几次运动都遭难
很少人知道杨静远还翻译过《马克思传》。
我这个人很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想法，怎么想我就怎么说，所以几次运动我都遭难。
因为我工作一贯努力，领导看重我，所以升级升得很快，工资很快就从300斤小米（30块钱）提到100多块钱了。“大鸣大放”的时候，我作为专案组的成员参加了肃反运动。结果闹了一年，一个也没查出来。我就觉得那几个被审查的同事非常痛苦。再有，我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只是文艺思想的问题，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但是，那时候领导觉得我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把我给保住了，只让我做了次检讨。但我完全不懂政治，1958年让我下放劳动。我又写了一批大字报，提出农村中的问题，当场就有个人事干部批我。
1958年底我回到北京，1959年编辑部就开我的批斗会，其实出版社的老领导了解我，不想划我，可这个人事干部说：“不把她划成右派，我死不甘心。”那个时候大家就不敢保我了。所以别人都是1957年、1958年被划成“右派”，而我是1959春天被划的“右派”。
我这辈子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农村劳动，什么农活我都能干。这辈子最让我痛苦的是失眠，自从生完孩子之后，我失眠得厉害极了，可别人总觉得你是思想问题，是反对劳动，对社会、对党不满。
1960年上面有个规定，“右派”不能做编辑工作，有个别的可以留下来。我们社里大部分被送到边疆，就留下了三个搞外文的“右派”，因为我们领导特别喜欢翻译。我们留下来成立了一个翻译组，再另外派一个党员同志做组长，翻译《马克思传》、《马恩传》。
三十年后重归翻译
外人看杨静远的译笔，宁静美丽，恐怕很难想到这样的文字是在她患有白内障的情况下，由先生念一句她翻译一句出来的吧。
“文革”结束后，我想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施咸荣也想把我调去跟他一起工作，讨论的时候社委会都同意，就一个人反对，所以没去成。后来高中甫告诉我，社科院外文所成立了外国文学资料研究室，正在招人，我就调去了，终于能再次接触文学。
到了外文所，我主要是搞英美文学。我们室很自由，有稿子就编，没有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选了勃朗特姐妹研究，读了几十本有关她们的书，资料卡片装了一柜子。这一来我竟然成了勃朗特专家。
后来眼睛害了白内障，不能搞研究工作了。那个时候心里很苦。我爱人看我那么苦，就说：“我帮你翻译吧。”我们选了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的童话《彼得·潘》，因为它比较好读。他念一句，我翻译一句，他记在稿纸上，翻译完之后，他再念，我再修改。
这本书署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顾耕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意思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喜欢名利，但做事情非常认真。范用读了《彼得·潘》之后特别欣赏，对沈昌文说：“杨静远的东西，有一本出一本。”后来，我们还这样翻译了一本《勃朗特一家的故事》。
如今老伴去世，对我打击很大，他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当初勇敢迈出那一步，是走对了。我们几十年同甘共苦，不容易。六十年相濡以沫啊，我被划成“右派”，他受牵连，很多夫妇都因此离婚家破人亡，但我们死守在一起。
恋人、父亲、母亲
杨静远的父亲杨端六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科的建立居功至伟，母亲则是当年有名的女作家。但如今，还记得他们的人已经不多了。
翻译了《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之后，我就去给眼睛动手术了。外文所一个喜欢动物童话的编辑介绍我翻译《杨柳风》，我喜欢它那种英国的田园风光似的场景，那些拟人化的小动物是很有趣的，可是文笔难。翻译完它之后我就再不做翻译了。我的眼睛不好，老翻译吃不消，我觉得我应该写些回忆录。
我把我和严分离时候写的信拿了出来，那个时候的信能保留下来真不容易。但是严不想出版，他不愿意出头。我不是为了自己，为自己我就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因为那是情书嘛，但是作为一个文史资料，我有责任把它出版。1945年到1948年正是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年轻人的思想意识在里面有很多反映，包括我在美国的想法和生活点滴。我又是冲动又是下决心，才把《写给恋人》交给李辉。后来，我又出了一本日记集《让庐日记》，我本是羞怯的人，但想到它对后人研究历史有用，就自费把它出版了。
自从母亲去世后，我老惦记着她，非常痛苦。她差不多被遗忘了，我觉得我有责任让文学界知道她这个人。
刚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套女作家丛书，选了冰心等人，把我的母亲袁昌英也算在里头。其实她是教授，以教学为主，写东西都是业余的，出了两本散文集，另外写了《孔雀东南飞》等几个戏剧。
她那一辈的人没留下几个，资料很不好找，我尽量找，结集成《飞回的孔雀》。
我的父亲也完全被人遗忘了。
他也挨过批，因为他的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现在我们也是市场经济了，但时代不同了，他的那一套又过时了。我问过他的学生能不能出我父亲的文集，他们说不好办。而我对经济一窍不通，那篇纪念他的文章，也是在朋友的推动下写的，我与父亲走的完全是两条路，他是个很古板的人，我是个浪漫派，虽然他对我很好，但他看不惯我。
如今，他们都走了……
来源：渤海早报 日期：2015年7月4日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