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94岁了，比起这个年龄段的其他老人，应该算是耳聪目明。中国翻译家协会不久前给他颁发了一个“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还亲自去领了奖。但衰老还是在不留情面地侵蚀着他。“什么事情都忘得很快。”老人说。在采访中，他经常深陷自己的思维，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一些话。但奇妙的是，说起在西南联大的一些久远往事，老人却如数家珍，一连串人名从他口中道出，仍然清晰如昨。

　　7年读了4个专业

　　说起来，我与西南联大渊源很深，爱人、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是这个学校的。我人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7年了。从18岁到25岁，我度过了一段最美好和惬意的时光。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一到地方就感觉神清气爽。昆明的天气真是美极了，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我在西南联大先后读过4个专业。读中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好将来要学什么，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就想学建筑，再加上当时的社会风气不重视文科，于是一开始选择的是工科，进了土木系。

　　大学一年级学的都是一些公共的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投影几何。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我发现自己的兴趣完全不在这上面。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够了就行。我就选择了历史系，战争时期我们关心中国的命运，我希望从历史中找出答案，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有高度的认识。

　　历史系本科毕业后我又念了研究生，起先选的是哲学。不过我又没念完，因为得了严重的肺病，一犯起来就大口大口地吐血。生病期间没法上课，只能找一些文学书来排遣。读得比较多的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作品，那种“畅论天人之际”的精神境界打动了我。所以第二年病好了，我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有批判、有选择地对待大师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高呼口号，甚至人不见了也没人过问。这种作风非常对我的胃口。

　　学校也就那么大一点地方，上课在那里，吃住也是在那里，所以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大家都知道这是物理系的周培源、吴大猷，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那是文学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历史系的陈寅恪、雷海宗……大家谈论起大师来也不是毕恭毕敬，比如我刚入学时，有个同学说：“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才28岁，都是正教授。”

　　历史系的学生必须选中国史的两个断代，我选了姚从吾先生的宋史和郑天挺先生的明史。不过我经常逃课。我听得最多的倒是政治系张奚若先生讲的西洋政治思想史。

　　那时候很多老师讲课都是中英混杂，甚至用英文授课。教科书很多用的也是美国的。老师们讲课都是兴之所至，随着自己的意思讲。

　　很多名人的课，我经常去听。当年的清华四大才子，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魏晋南北朝史。我还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诗经》和《楚辞》。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好，可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国学泰斗冯友兰，很多同学都不喜欢他，主要因为政治原因。当时我们对国民党没好感，所以对他也就没有好感。对于大师们，我一直觉得要有批判、有选择地看。

　　读书本身就是最大的满足

　　很多人都问：为什么西南联大当时的条件那么艰苦，却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我的回答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怎么说，都没人干涉。同学中什么立场的都有，没有太大的思想政治隔膜。晚上没事，大家在宿舍里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

　　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粮食没有定量，可大家都过去抢，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填不饱肚子，住得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40人。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后来成了有名的作家，他叫汪曾祺。

　　时世艰难，还面临着战火的威胁。那时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段日子，我们的内心依然是充实的，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尽管也没什么根据。我想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

      1946年联大宣告解散，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写一篇论文，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在台湾病得厉害，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3年，最后我也没有拿到学位。

　　不过这也不要紧，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它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的。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自得其乐，就是我内心最大的满足。

      来源：环球人物 日期：2015年6月5日 作者：赵晓兰

      心译翻译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