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曾自言他“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翻译之难，比起演奏家之演绎往昔大师的杰作，实在不遑多让”。因此他从事翻译时，“从初译以后，至寄出为止，已改过六道，仍嫌不够古雅，十八世纪风格传达不出”，“与书中人物朝夕与共，亲密程度几可与其创作者相较”，“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

　　傅雷的儿子傅敏曾回忆：“从小就看到爸爸为翻译废寝忘食，晚上连做梦也是做Balzac（巴尔扎克）的梦。也许是太专心了，思考得特别多，有很多翻译上的问题是在梦中解决的。”

　　杨绛曾回忆傅雷：“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傅雷在给朋友宋淇的信中自己也提到：“一本LaCousineBette（《贝姨》）花了七个半月，算是改好誊好，但是还要等法国来信解答一些问题，文字也得作一次最后的润色”。

　　难怪叶圣陶在给语言学家孙功炎的信中说：“翻译法国作品，我极佩傅雷”，“彼留学法国，颇有商讨之法友，闻译中遇有疑难，辄驰书询之。彼为上海附近人，自知普通话不甚纯熟，其译稿每请熟习普通话之数友诵之，希获订正。即此二端，足以见其谨严”。

　　来源：人民政协报 日期：201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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