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考入南开的学生。给七七级讲课，哲学系派出了最强的阵容，每个老师都各有特色。冒从虎老师慷慨激昂，陈晏清老师字句严谨，听车老师的课则是另一种享受。车老师讲课时，总是满面笑容，深入浅出，不时地讲出一个笑话，全班哄堂大笑。笑过之后，感觉回味无穷，回去再传给其他没上课的同学听。在轻松中见学问，举重若轻，大概算是车老师讲课的特色吧。记得车老师给大家布置作业，然后在课堂上对每个同学的作业进行点评，特别对一些同学作业中的思想火花予以肯定，使同学们受到很大鼓舞。

　　为了学习的事情常去车老师家里请教。当时南开大学的地震棚还都没有拆，车老师就住在操场的一个地震棚中，条件十分艰苦。但车老师工作勤奋，出了一本又一本学术著作，让人肃然起敬。车老师在学术资料方面从不吝啬，有求必应。记得大学四年级时几个同学很想找一些外文文献来翻译，车老师就把复印来的一本评述萨特思想的著作给我们翻译。

　　我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后就下乡当知青了，知识功底远不如后来的师弟师妹。特别是在外语方面，当时中学不重视英语教学，学习风气又很差，所以我总说自己是混入大学的。为了学好英文，我们想尽各种办法。由于感觉公外老师讲的课吃不饱，就去求教车老师。车老师给我们出主意，让我们去找外国哲学教研室的李约瑟老师给我们上英文。李老师日语、英语、德语都很好，还懂希腊文，曾翻译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但李老师并不负责教英语课。于是，我与白红光同学一起跑到李约瑟老师的家中，求了李老师整整一个下午，终于求动了李老师出山为我们开课教专业英语。记得当时参加的同学不仅包括七七级的同学，还包括七八级的几个同学，如李连江和张光，都是李老师经常表扬的同学。李老师亲自找原著教材，每次都打印出来发给大家，不仅教我们翻译和阅读，而且给我们讲这些文献背后的故事。这使我们早早地就开始接触英文原著，为我们以后的外文翻译打下了基础。记得李老师当时告诉我们翻译的准则应当是“信、达、雅”，而且说“翻译人人都是叛徒”，这些话都是我们以后常挂在嘴边教导自己学生的。很怀念李约瑟老师，也非常感谢车老师的建议。

　　1982年，我有幸考上了车老师的研究生，那一届只有我一个人。当时的学习资料非常缺乏，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如何快速掌握专业知识成了最重要的问题。我向车老师请教。出乎意料的是，车老师并没有告诉我学习的捷径，而是教给我最“笨”的办法：读原著，而且是读外文原著。对于我这样英语基础较弱的学生来说，读英文原著的困难可想而知。我向老师诉苦说读不懂，车老师说：那就再读。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到车老师那里诉苦说还是读不懂，车老师的回答依然是：“再读！”于是我硬着头皮一本一本地啃英文原著，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尽管这样的方法很累人，而且进展也很慢，但研究功底就此打下，而且打得扎扎实实，为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回过头来才体会到，原来最笨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这样，“读读读”这三字“真经”成为我以后指导自己学生的法宝，每次与学生谈起学习方法，总会提起车老师的这三字真经。

　　在研究生期间，生活中最享受的事就是逢年过节，研究生们一起到车老师家中。车老师和师母为我们准备一些饭菜，我们每个人带些自己做的菜，一起吃饭聊天看电视，其乐融融。记得车老师从美国回来，还给我们每个人带一支圆珠笔，那种笔的样子当时很是稀罕。车老师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同学们有事就来登门求教，有的喜欢看球的同学还经常到车老师家看电视转播的球赛。车老师的家真像个大俱乐部，那是学生们的家。

　　每年春节大年初一的第一件事，便是到车老师家拜年，除了有几年不在国内之外，从未间断。每次见到车老师，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工作情况向车老师一一汇报，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向车老师讨教。车老师总是会认真地倾听我的想法和观点，在给予肯定的同时，发表自己的想法。他两眼永远都是放着智慧的光芒，谈吐总是那样幽默风趣，不断闪耀出思想的火花，不仅感觉不到代沟，而且总是会被激励，他的话总是让我回味很长时间。每次从车老师那里回来，我总会有这样的感叹：如果我们到了车老师的年龄，不知能否像他那样思想敏锐年轻！车老师是不老的智慧树，我们从心底里希望车老师和师母身体健康，使我们能够随时聆听导师的教导和点拨。已过知天命的年龄，还能获得导师的教诲，人生有此幸事，夫复何求！

    来源：南开大学新闻网 作者：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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