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沈苏儒先生是嘉兴籍人士，沈钧儒先生的堂弟，陶希圣的女婿。解放前从事新闻工作，解放后先后在上海英文新闻社和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任编辑。
6月4日，中国外文局资深外语专家和翻译家、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开拓者之一沈苏儒先生走完了自己90年的人生历程，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8日，今日中国杂志社在医院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就在告别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刚刚赶制出来的几本书送到了沈老面前，这便是他的新著——《对外传播理论?翻译研究文集》。由朱穆之题签、赵启正和蔡名照作序，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今日中国杂志社选编、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辑录了沈苏儒先生历年来发表的论文，涉及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及翻译理论研究，发表时间从1984年到2009年。可谓沈老多年心血结晶。
沈老是1953年从英文《上海新闻》(新中国第一张英文日报)调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国外文局的前身)的。之后一直在中国外文局工作，曾任《今日中国》杂志社副总编辑。1961-1962年，沈老被时任中国外文局局长的罗俊同志临时调去参加“澄清业务思想大讨论”的工作,由此开始认识理论对外宣工作的重要性。但沈老说，真正去学习和研究则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当时，局长段连城同志出版了《对外传播学初探》这本开创性著作后，沈老紧随其后，出版了《对外传播学概要》。进入新世纪后，沈老自告奋勇，为段著作了补充和修订，自己则出版了另外两部新著。可以说，是段老和沈老共同为开创我国的对外传播学奠下了基石。
除已出版的专著之外，沈老还发表过大量论文。这些论文，也是他对外传播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今结集出版，对丰富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成果及其进一步系统化，对提高中国外文局在对外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推进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将产生深远影响。（魏秀堂、陈日浓）
沈苏儒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沈老走了，让我们不胜痛惜。但是，沈老用毕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对外传播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宝贵遗产，又让我们备感欣慰。
沈老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讣告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对外宣传战线上的老专家，原《中国建设》杂志社（现《今日中国》杂志社）副总编辑，高级编辑、离休干部沈苏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6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沈苏儒同志生于1919年12月1日，原籍浙江嘉兴。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毕业于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1936年至1937年任浙江嘉兴县荐桥小学教员。1938年至1939年任上海同善小学教员。1939年至1946年分别在上海暨南大学、福建建阳暨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读书。1945年至1946年分别在重庆、上海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任翻译。1946年至1949年任上海新闻报记者、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每日译报部翻译。1949年至1950年在华东新闻学院（上海）研究班学习。1950年至1951年在侨商上海建源公司工作。1951年至1953年任英文《上海新闻》报社编辑。1953年至1963年任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编辑部编辑。1963年至1979年任《中国建设》杂志社编辑、编委会委员。1979年5月任《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辑。1987年11月离休。曾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顾问、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
沈苏儒同志作为党的外宣战线上老专家，经历了新旧社会的生活，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在极左思潮和复杂严酷的特殊环境中，在个人遭受了诸多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始终以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信念努力工作。
沈苏儒同志业务精通，博学多才，学贯中西，精通中英两种文字和写作，毕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著译颇丰，是我国对外传播理论奠基者之一。他编著的《对外传播教程》、《对外报道教程》、《对外传播概要》和《对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处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青春活力和求真务实的理论勇气，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外宣理论，对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沈苏儒同志注重实干，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在《中国建设》工作期间，参与创办了《中国建设》中文版，开创了我国对外宣传的新渠道。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态度严谨，为提高期刊质量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离休后，仍然一直坚持工作，协助爱泼斯坦完成了《宋庆龄传》、《见证中国》等著作的编著和翻译工作。
沈苏儒同志一生坚持原则，立党为公。积极参与我国对外友好交流和对外文化交流，秉承“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工作原则，为党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沈苏儒同志淡泊名利，谦虚谨慎，特别注重对年轻同志的培养。他把培养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年轻人才队伍作为自己离休后的主要工作，经常应邀为各种培训班授课，他培养的年轻人很多已经成为外宣工作的骨干，赢得了业内同行和领导及群众的高度赞誉和尊重。
沈苏儒同志热爱生活，为人谦和，始终保持了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他教育子女热爱祖国，积极工作，鼓励子女为社会多做贡献。
沈苏儒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工作的一生，是为党的外宣事业弹精竭虑的一生。临别之际，他一再叮嘱家人子女丧事从简，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高风亮节的人格品质和唯物主义者的道德情操。沈苏儒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外宣理论将与世长存，他的言行将继续激励我们！
沈苏儒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悼念恩师沈苏儒
今早（6月8日）雷声轰轰，夏雨飘拂…几位至亲同事赶到医院，沉痛告别一位长者——沈苏儒先生。他是对外传播专家、原《今日中国》杂志副总编，于6月4日不幸病故，享年九十岁。
我最后一次探望沈老是五月底端午节前夕。已是盛夏，这是星期天下午三点多，我估计他休息后精神会好些，除了问候，还想与他商量外文局60周年写些纪念老局长罗俊的文稿。但到医院老干部住院处，说已转到重症监护室。颇费周折才找到新白楼二层的监护室。但大夫说，不能进去，因病人已昏迷，正继续治疗。我说他是至亲老师，让我在门口瞧一眼也好。最后护士开了半扇门，我往里看，室内有两位老人，沈老病床靠近窗口。他已被病魔折腾得瘦骨如柴，头脸及遭身为许多医疗管条所包围。护士随即把门关上。我下楼后到小湖畔小坐，心中悲凉难消…
大约半多月前，也是周日的傍晚我赶到积水潭干部病房，带上一篮鲜花，代表我和老伴以及几位老朋友，祝愿他早日康复！那天他三个儿女奉侍在侧，孝敬护理。他休息后精神较好，我们得有机会交谈了半个多小时，除了聊家常，谈到10多年前在美国他儿子家相逢的情景，他脸上荡出笑容。又谈及出书的事。我告诉他前几天见到外文社的编辑，他的新书《传播与翻译文集》快出版了。他高兴地点点头说，这是外文局领导与大家的关照，老魏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他还说赵启正主任那么忙，还是答应写了短序。这时护士又来换药了，我只好道别，临走时他又关切地询我外宣史料整理的进展。在他指导下，近几年我在努力学习和整理史料。去年11月应我请求，他抱病赶写了序言，予以热情鼓励。这可能是他晚年最后的提笔。我感激地说，托您的福，打您的招牌，已有进展！我久久紧握住他的手，我们46年的师生情谊在温馨地交流着。再次祝愿他早日康复，我说大家等你回家，今年还要庆贺您九十大寿！依依惜别，退到门口回望时，他还吃力地向我招招手，再见！他女儿送我到门口时说：我爸爸今天心情特别好，与您谈了这么长时间。
按中国人传统习俗八十九做九十寿长，去年初的一次聚会时，老同事们相约为他祝寿。当时有人建议他再出一本书。去年冬天我从南方返京去看望他时，他说魏秀堂同志正帮他集中近年旧稿，准备搞个文集。我说那太好，我也可以再查找补充些材料。待我又一次去看他时，他把文集目录给我看。我阅后，觉得很好，突出学术论述，但又觉得不满足，没能反映个人风雨历程。他解释说，这是局里支持公家出的，还是以传播学术见解为好，不要让个人的经历去占篇幅。我被说服了。那天他说托您办件事，我给赵启正写封信，请他为文集写篇短序。听说赵的秘书，在外宣办有个办公室。你曾去过外宣办，请您设法将此信转去。他很客气，让我先看看信。我说不看了，我一定尽快转去。当晚我找了邻居老杨，他答应第二天就把信带去外宣办。赵主任很快为他写了序言，对沈老的学术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最后一次看望他，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医院，夕阳照映在湖面，闪亮波光。我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但愿能出现生命奇迹，善良、坎坷、勤奋的恩师或能迈过这道难坎。要能去接他康复回家，相聚祝寿该多好！可是无常的命运，终于带走了他。六月四日的夏夜，他终于痛别了我们，乘鹤仙逝。有点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正在付梓的文集。但不久也会呈现他的灵前，连同其他著作和他的风范业迹，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不尽的恩情，永恒的怀念…
仰望夏夜长空，群星闪烁…
（榕叶 2009.6.8）
沈苏儒：纪念我的舅父褚祖同 ——兼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
这样一位自视颇高、满腹经纶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内忧外患交织下的中国，不但找不到一个发挥才能的地方，连养家糊口的工作都难得到。
我的舅父褚祖同，字慎之，号禅真，是我母亲褚惠子的弟弟。褚家在嘉兴没有我们沈家那样繁盛，但也是世宦之家、书香门第。到了清末民初，两家都处于没落的状态。外祖父母有五个子女，舅父是唯一的男孩，所以难免独受宠爱，养成孤傲的性格。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所限，他只读到杭州高等学堂（相当于后来的专科），就出来谋生了。他的旧学根底因为家学渊源，是很好的，通日文，也懂英文，科学知识非常丰富，但这样一位自视颇高、满腹经纶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内忧外患交织下的中国，不但找不到一个发挥才能的地方，连养家糊口的工作都难得到。他曾在江西一段时间，后回嘉兴，经常处于失业的状态。
我家和舅父家多年合住在一幢租赁的旧二层楼房里。我的印象里，舅父的老式圆镜片后面，是一双严肃的眼睛和上面一对很浓的眉毛，很少见他开怀大笑。他怀才不遇，只有借酒浇愁，喝醉了就发脾气。舅母是没有上过学的旧式妇女，只知道“三从四德”，受了气只能以泪洗面，我母亲就去劝慰。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傍晚，母亲从外边回来，看见舅母坐在屋里发呆，这本来应该是在厨房里做饭的时间，母亲赶紧去问，才知道舅父家真的到了断炊地步，就急忙送米和钱过去。后来，经我母亲设法，舅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个文案的职位，才算有了生活来源，一直做到抗战前夕。
生活的艰困并没有销蚀他的生活情趣，也没有销蚀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更没有销蚀他的爱国激情和民族气节，他虽通日文，但坚决不为敌伪做事。
孔老夫子称赞他的高徒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其实，中国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有“颜回精神”，舅父也是如此。物质生活的艰困虽然使他郁闷，但并没有销蚀他的生活情趣。他善音律，会唱昆曲、吹笛子，琴棋书画，无一不能。他给我讲解唐诗。他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花，主要是月季花和仙人球、仙人掌。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盛开后把花采集下来，舅母做成一种糖，过年时撒在自制的年糕上，很好吃。舅父嗜酒，只要有一点钱，每晚必一边看书，一边自酌，他心爱的一只大黑猫坐在桌子一角陪伴他。
贫困也没有销蚀舅父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投入。特别是植物学，他很有造诣。我记得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叫《仙人球图谱》，另一本叫《月季图谱》。他花了二十年工夫完成的另一部巨著是《植物分类学》，用蝇头小楷誊写在毛边纸上装订成三十册，并附上自绘的插图。他没有门路去找有力者推荐，我有一位堂姐夫王蘧常在上海任大学教授，母亲就把这部书稿送给这位亲戚，他介绍给了一家出版社（大概是商务印书馆），但没有成功，这部书稿取回后一直放在家中。日寇侵占家乡，我们家住房被焚毁，舅父这部心血结晶的书稿和我们两家的全部财产均成灰烬。
贫困更没有销蚀舅父的爱国激情和民族气节。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全民振奋，他酒酣耳热，赋诗歌颂。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激昂慷慨的两句：“绳牵胡虏贯长索，草萝倭奴奋大刀！”
1937年日寇大举进犯，嘉兴很快沦陷。我父母避难到城北上南港村老保姆姚奶奶家中暂住，舅父母到距上南港村不远的栖真寺镇亲戚家寄居。舅父虽通日文，但坚决不为敌伪做事，在镇上教书授徒为生，我父母也在乡间办了一个小学，仍用原来的国定课本，敌伪来“扫荡”时就收藏起来。两家这样清苦的生活，坚持了八年，直到抗战胜利。
但是，抗战胜利并没有带来和平幸福，舅父不久就卧病不起。表哥褚应漋从初中毕业就到浙江盐务局下属盐场工作，抗战期间在浙江建德结婚成家，但不知为何始终没有回家看望过舅父母。我最后一次回乡省亲去看望舅父时，他躺在嘉兴天主教仁爱堂一间空荡荡的病房里，只有舅母陪伴他。我见到这样凄凉的景象，心里难过极了。但他见到我，却露出一丝笑容，为我能上完大学并有了工作而高兴。不久，舅父就走完了他那清贫孤寂的一生。母亲把舅母接来我家同住，直到1966年“文革”前，姑嫂两人先后去世。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许多读书人仍能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和爱国传统。就凭这一点，他们就值得我们后人敬重和怀念。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想写一点纪念舅父的文字，因为那时在报上读到一条新闻，报道一位老教授在“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的时候，出版了他一生辛勤著述的《植物分类学》。我看着报纸，眼前突然浮现出舅父那部用毕生心血写成却化为灰烬的《植物分类学》，不胜感慨。舅父没有那位老教授的运气，他的才能没有得到承认，他的研究成果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和重视。他一生坎坷，甚至可以说是穷愁潦倒。从“个人私利”来说，他没有得到过国家给他的任何关心和恩惠。但即便如此，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仍能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和爱国传统。就凭这一点，舅父和那个时代其他许多同样遭遇、同样坚持气节的知识分子就值得我们后人敬重和怀念。
我想，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历史最悠久、最独特的群体了。在外国，自古以来也有许多大学者、大文豪、艺术大师，也有无数靠知识或技能谋生的人，他们有的幸福、有的苦痛，有的大有成就、有的碌碌无为，但他们并没有形成像中国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的群体。记得大学里一位英文老师曾说过，现在通常把“知识分子”译为“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实际上并不完全吻合。据《韦氏大词典》，这个英文词作为名词包含以下四种含义：智力超群的人；重视或从事理性思维及抽象知识如美学、哲学的人；特别理性的人；以脑力劳动为职业的作家或教师。显然，中文的“知识分子”含义要广泛和丰富得多。
我想，也许用古代汉语里的“士”或口语中的“读书人”来诠释现代汉语中的“知识分子”会更贴切些。从春秋战国以来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两千几百年历史中，“士”或“读书人”这个群体始终自觉地担负起这样两个使命：一是维护、传承和加强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包括社会伦理道德；二是在治理国家的事务中发挥作用，包括立法、国防、经济、教育、水利等等。在历史长河中，“士”或“读书人”这个群体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当然也有一些为后世所唾弃或引以为戒的“反面教员”。但总的来说，这个群体所信奉的核心价值就是爱国。虽然，“国家”这个概念，封建时代与现代是不同的，但其核心是一致的，即：民族的认同感和祖国的归属感。这也就是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至今仍能激发起我们爱国热情的根源。
为了使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具有良好的思想和品德，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始终作为一门最重要的主课。
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了迈向现代国家的长期、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在这历程中，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从过去的“士”或“读书人”中蜕变出来，他们有了世界意识和科学知识，有了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进步”的憧憬和追求。在一百多年的奋斗中，知识分子始终发挥着前导和骨干的作用，他们前仆后继、英勇献身。追根溯源，他们的原动力仍然是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一直怀有的那一颗炽热的爱国心。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表示辞去“国学大师”、“学(术)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故这里只尊称先生）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曾说：“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型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他又说：“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这种情怀，就像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中所唱的那样，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可以从自己的经历见闻中体会到。
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社会也在起着巨大的变化。但应该看到，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里，虽然教育事业在发展，但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即通常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仍然只占少数。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人数只占3．6％，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为11％，两者相加也不过14％，这个比率近几年会有增加，但在总人口中仍是少数。在我国发展的长期过程中，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仍然要起前导和骨干的作用，因此其素质，特别是思想和品德，仍然是未来国家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当前，不可否认的是“只顾一己私利、片面追求物质享受、不以国家人民为念”的不良风气，正在侵袭和腐蚀我们的年轻一代，使人深感忧虑。我想，为了使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具有良好的思想和品德，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始终作为一门最重要的主课。只有让千百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薪火相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才能实现。
名门之媛陶琴薰
1978年8月22日，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波澜不惊的一天。然而，香港《大公报》当天的一则消息，却让此时已退出台湾权力中枢的八旬老人陶希圣不禁黯然神伤。八天前，他的女儿陶琴薰因身患类风湿已至晚期，在北京医治无效去世，年仅五十七岁。这时的海峡两岸，正风高浪险，忽忽阻隔卅年，一朝永诀，唯“泪洒长空”，徒唤奈何！无法持杖作坟头一别，成为他晚年最不堪的痛！深夜时分，内心凄苦的陶希圣提笔写下“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这样感伤的诗句（陶诗注曰：琴薰儿病逝北平，近始得确息。所遗男儿二，女儿一。小女燕儿既失学，又丧母，何以为生？怜念之余，口占如右）。
1949年5月，大陆局势逐渐明朗，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陶希圣正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至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心中对女儿陶琴薰及女婿沈苏儒拒绝一同前往台湾深感失望。但此时仍对女儿抱有一丝亲情濡染的幻想，他出人意料地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次给陶琴薰发出电报，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薰至吴淞口会合，试图再一次说服他们。若干年后，陶琴薰对长子沈宁忆及这一幕：
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地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后来沈苏儒回忆：“1948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岌岌可危……叔叔（指陶希圣）在陈布雷自杀后接替了陈的位置，成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正式职务是总统府顾问，仍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有一段时间，家中只叔叔和我两人，有一次去中山陵散步，我们谈论时局，他表示也是毫无信心。他说只有退守台湾，我问台湾守不住又怎么办。他苦笑着说：‘乘桴浮于海。’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影响也很深。我感到他也毫无退路，我如跟他去台湾，势必为国民党殉葬，他是国民党大员，义无反顾，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何必如此？因此我下决心不去台湾。”
刚刚结婚三年的陶琴薰，对自己的丈夫坚信不疑，是去是留完全取决于他的态度。她曾明确表示：沈留下，则留下；沈若走，跟着走；“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但我们透过更多的史料与细节则不难发现，这位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在政治上受到当时大环境的深刻影响，对新政权的出现充满了渴望。2005年，笔者从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杨宪益胞妹，以翻译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名噪一时）口中得知当年陶琴薰最要好的一位中大同学，就是陈布雷之女陈琏。陶琴薰在西南联大时与陈琏相识。入中大后两人同寝室三年，更由于两人的父亲为生死至交，他们的关系似又平添了一层亲密。陶琴薰也承认：“陈琏平时谈话对我总有影响。”当陈琏夫妇遭国民党当局拘捕时，陶琴薰曾私下提出疑问：“难道这样善良的人会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这多少可以反映陶琴薰在内心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
而1946年北平爆发“沈崇案”，陶琴薰也深寄同情。尽管陶希圣一再告诫女儿学生运动背后有人调唆，陶琴薰仍半信半疑。“我对沈崇受辱和学生的挨打是同情的，因我既是女人，又是学生。1948年年底。我就是这样对国民党感到绝望……”
陶琴薰与丈夫拒绝随父亲去台湾，尽管原因多多（如孩子、公婆赡养问题等），但受现实氛围的直接影响是不争的事实。陶希圣未必不知道这一点，无奈中只得委托学生沈巨尘送来金条一根，并附有一函，大意是时势如此，他本人亦无奈，但愿夫妻二人永远互爱互助，共度困难，并祈祷上帝保佑他们……这一封信，在1955年肃反审干运动中被他们夫妇俩上缴给了组织。
自父亲吴淞口怆然离去。陶琴薰突然发现，不仅多年来受之于家庭庇荫的优势不复存在，家庭背景还成为她政治上的一个沉重包袱。1948年12月中共宣布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名单中，陶希圣被列为四十一号，“国人皆曰可杀者”，陶琴薰对此不能不感到心有余悸。好在夫妻二人冷静地开始重新自我定位：“我们一直是奉公守法、靠自己本领吃饭的老百姓。因此不论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当权，我们都不反对，只要不打仗，能使我们安居乐业，我们都欢迎……”。自1946年1月结婚后，陶琴薰经马寅初之女马仰兰介绍进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编译处担任翻译。不久，因小产失调乃辞职，此后一直没有寻找新的工作。就陶琴薰个人而言，父亲当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将她培养成像谢冰心那样的女教授、名作家，并多次嘱咐她要“好好读书，不要过问国家大事”；陶琴薰也认为“自己是搞文学的”，“文学是清高的东西，而政治是龌龊的东西”，“心地单纯的人就不要去钩心斗角，搞什么政治”。然而此时，她不可能再去实现少女时的梦想。不仅丈夫沈苏儒失业，她前往保险公司、教育出版社、电台应聘，笔试时全无问题，进入口试后则均被刷下。“我之不被录取，是因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所致。我开始苦恼和自卑，感到前途黯淡。”
后来，沈苏儒的处境开始略有好转，还作为“旧新闻从业人员”进入华东新闻学院学习。进学院是为了对这类人进行思想改造，“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个人经历、阶级出身、政治党派关系、社会关系等进行审查，然后决定如何使用、信任程度等”。尽管如此，沈苏儒仍感到了一种“再生感”，他不仅把学到的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回家向妻子传授，甚至觉得“如今才懂得真理……”。沈苏儒也认识到，若想被这个社会接受、跻身于人民之列，就必须“向党靠拢”。“任何人只有两种立场可供选择：革命（即拥共）或反革命（即反共），短时间的‘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是可能的，但终究必须做出选择。”
在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之下，沈苏儒得以进入上海《英文新闻》报社工作，“走上革命工作岗位”，沈苏儒用“兴高采烈”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这里面，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为革命立过功”，在湖北省是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之一，先后任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副省长等职；堂哥陶鼎来从美国归来不久，是农机专家，后加人中共，成为农业部党组成员。陶琴薰作为陶氏家族这一代唯一的女儿，且留在了大陆，其间的微妙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当第三个孩子沈燕出生时，沈苏儒被分配至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编辑部任编辑，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以致父亲沪上病故时，竟未能前往奔丧。随丈夫也到了北京的陶琴薰，此时经沈钧儒民盟好友冯亦代之妻郑安娜的介绍，始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一干就是八年。
自1953年进入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陶琴薰以认真的工作态度及低调的政治姿态相对稳定地度过了这四年。不过，鉴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她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不敢与大学时代的同学通信或交往，“不知他们在肃反中到底有没有问题”。这种有意识地与当年同窗好友疏远，对陶琴薰来说是必要的。陶琴薰这样说：“开展政治运动是很可怕的，它使大家互相警惕，互相检举，六亲不认，人心惶惶……虽然平日里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积极的，但我心里总有一种消极情绪，觉得我有一个很不利的条件，所以处处比别人差一等。”
陶琴薰一度甚至萌生离开国际部的念头。因为“部内有一种空气使我很不好受，我和祥林嫂一样，领导上看见我不愉快，这也不许我摸，那也不许我动。我的父亲是‘战犯’，因此领导上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党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无声无息地在这儿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这些不合时宜的话，是1957年陶琴薰在”鸣放”中说出来的，让人颇感意外。陶琴薰之所以不知深浅地猛然发声，从客观上讲，受当时大环境使然，再加上骨子里性格倔强，其内心之郁结委实到了非爆发一次不可的程度。
陶琴薰、沈苏儒等人当时一直以为“谁要是真心拥护党、靠拢党，就对党提意见，不提意见就是不信任党、不爱护党”，如果“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再不提意见就不识抬举了”。沈苏儒不仅写下《请把知识分子当做自己人看》这样的小字报，回到家还把党支部竭力动员群众对党提意见那些话和做法告诉了陶琴薰。陶琴薰听了沈苏儒的话竟很兴奋，“认为这才是党中央的精神”，一改以往的谨小慎微，将八年来心中的“委屈”一吐为快，贴出国际部第一张大字报。其结局不难预见。
此后，三个孩子渐大、到了“争取戴上红领巾的年龄”，但申请加入共青团，屡屡受挫。老大沈宁在班上是最优秀的学生，有一天忍不住跑到班主任跟前欲“讨个公道”，却被告知不能入团的真正原因是对组织不忠诚，没有主动交代自己的反动家庭背景。少年沈宁一下子惊呆了，回家大吵大闹，要求妈妈说明白。陶琴薰始终担心也是最不情愿面对的事情，终于出现了。
正好陶琴薰的伯父来北京开会，她将三个孩子带到民族文化宫宾馆，请伯公对他们讲述陶希圣其人其事。“在一间灯光柔和的宾馆房间里，我终于知道了：我的外公名叫陶希圣，是国民党的要员，蒋介石的笔杆子，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去了。我也知道了：我的妈妈五七年被划做‘右派分子’……”沈宁深陷沙发中，神情绝望，“我知道做一个反动家庭的儿子，在学校将有多倒霉，老师同学会怎样看我，好像我是一头怪兽，我受不了，想一想都会浑身发抖”。见孩子们的痛苦状，陶琴薰“身体瘫软，跪倒地毯，双手蒙面，痛嚎不已”，沈熙、沈燕二人见状扑过去，搂住母亲，哭作一团，沈宁却一动不动，伯公忍不住，冲沈宁大吼：“宁宁，你不要妈妈，我就把她带走，带回武汉。你不爱妈妈，我可很爱这个女儿……”这一年沈宁十四岁，少年惨绿，不知谁是惜花人，他当时的感受，“好像被人升到半空，然后再丢进一个无底深渊。所以我心里充满仇恨，恨我的妈妈”。
1962年，沈苏儒被下放至安定农村，陶琴薰也被调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外语教研室任教研员（先在北京外国语补习学校待过一阵）。在沈苏儒看来，陶琴薰“对于这一调动倒是高兴的，因为她在全总国际部这样政治性强的单位工作，总是感到精神上有压力，去教书就好得多。而且她也有兴趣”。
又一年，沈苏儒堂兄沈钧儒故去．这位被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称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老人，数十年来对这位小自己四十多岁的堂弟多有照拂，或许这也是沈苏儒最终未被打成“右派”的一个原因。当年的小字报并未酿成大祸，做了“深刻检查”后便不了了之了。
陶琴薰特别想念在水一方的亲人。有一天，她特意让沈宁陪着去前门的一家邮局（当时北京只此邮局接受国际邮件），给父亲寄去了一件景泰蓝。她对沈宁说：再过一个月，是外公的生日，我买些景泰蓝，给他做生日礼物……沈宁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竟一直在思念“头等战犯”的外公，感到十分震惊，茫然地望着她。“……外公以前和周恩来很熟，我曾上书周恩来，要求与外公取得联系。周亲自批准，所以可以跟外公通信。来往信件邮包都经有关部门检查，邮局备案，通过香港转道台北。这样外公、外婆和舅舅们，至少能得到一点信息，知道我们一家人都还活着……”陶琴薰说这话时已是哭腔，沈宁大胆问：你很爱外公吗？陶琴薰点点头：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想念他。这件事给少年沈宁留下铭心刻骨的记忆，他似乎一下子也长大了许多，“她多么孤独，多么痛苦，可是她一直对我们微笑，一个苦字都没说过。这样想着，我再也无法继续恨妈妈。不管她是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家庭出身，不管她是不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她是我的妈妈，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不可能恨她……”
陶琴薰与父亲秘密通信这件事，得到中共高层人物的默许，因其也是当时统战工作的一部分。这个工作由周恩来领导，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周恩来办公室具体负责此事的人名叫海澜（1962年后此工作转交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也参与其事，由于陶述曾本人曾官至副省级，是中共所信赖的民主人士之一，他的参与使这件事的政治色彩更浓。
陶琴薰在其自述文字中始终未提及此事，倒是沈苏儒后来在《始言堂记事》一书中披露：“我们写了信，请他（指海澜，作者注）审阅，收到回信，抄一份留底，正本交给他。”“有事总由他到颁赏胡同宿舍来找我们，孩子们都认识他，就是不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后来，我们熟了，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吗？我们是在‘通敌’呢。”这件事从50年代中期一直进行至70年代陶琴薰病故，其间陶虽被打成“右派”，却按最轻的处理，1959年年底又摘掉“右派”帽子，“名义上算是回到了人民内部”。我们完全可以猜测这件事于陶琴薰个人来说有或多或少的帮助……
陶琴薰先后收到过母亲、弟弟们的回信及寄来的照片，“说明去信都已收到并获善意响应，这样就算工作有了成绩”。但始终未见父亲陶希圣的作覆。
在海峡另一头，陶希圣内心的痛苦绝不亚于陶琴薰。1986年，沈宁三兄妹赴美已四年。沈熙、沈燕在1949年后出生，外公并没有见过他们，尤为想念。兄妹三人决定前往台北探望，由于所持大陆护照无法入台，陶希圣获悉后竟不顾年事已高直进“总统府”，向蒋经国讨取一张特许令，“准许我们三兄妹进入台湾，祖孙团圆……”。一切妥当之后，三兄妹又犹疑起来，“1986年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过台湾。从小到大，无数磨难不断警告我们，万事不可为人先，出头鸟一定要被打落……而我们的老父亲，则还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们深切的后顾之忧，中国历有一人落罪，株连九族的传统”，他们最终放弃了赴台计划。这时陶希圣已届望九之年，有一天突然发下话，说要亲赴美国去看望这些孩子……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轮椅上的陶希圣抵达旧金山机场。三兄妹在见到外公的一刹那，“不知不觉地跪了下去……”陶希圣的目光在每一个人脸上停留片刻。然后又转到下一张脸。沈宁突然发现，外公的目光正越过他们的肩头，“向后面望去，仿佛在继续寻找着什么”。他的心骤然紧缩，一下子明白了，“我知道外公在寻找谁，他在寻找我们的妈妈，他的女儿。妈妈已经去世将近九年了，外公不会不晓得。可是他不甘心，他希望那噩耗只是传闻，不是真的，他渴望人间会有奇迹发生……”老人知道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他闭上了双眼……十个月后，即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逝世。他晚年曾对儿子陶恒生说：“九十岁……连感慨都没有了。”
陶琴薰罹患类风湿早逝。最初发现时是急性类风湿关节炎。1966年春，一天早晨，她突然感到全身疼痛，不能动弹。经过及时诊治，即猛用激素，病情才得以控制。但不久“文革”爆发，这一年秋天，所在单位革委会强令一些教职员工去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这一折腾导致陶琴薰的病情出现反复，逐渐恶化。“当时我的手脚肿疼，不能劳动，就没有自动报名，本想去医院拿病假证明，但革委会已给我报上名了，这时我怕再交上病假证明，会使人觉得我有意逃避斗争，就硬着头皮下乡去了……”在惩罚性劳动中，陶琴薰累得弯不了腰，就干脆跪在水田里干活，终于有一次一头栽倒在农田里，“再也不能动弹了。敞篷大卡车送她回城，路上又遇上大暴雨”，从此遂成慢性关节炎，久治不愈，形同残废一般。
1972年，陶琴薰接到提前退休的一纸通知，这时她才五十一岁。此后陶琴薰的病情不断恶化，“四肢关节的手指肿胀疼痛变形，有时右手疼得不能握笔。到处求医，均不见效”。1975年年初，收到五弟陶范生美国的来信，说想给姐姐寄药。陶琴薰果然收到一次从美国寄来的药，非常见效，不知为什么，之后竟遭到检查扣留。若干年后，陶范生在一封信中回忆：“可惜那是台湾药，经过我的重新包装，不敢把说明寄到大陆，只是将说明另抄了一份寄给大陆检查机关。这批药好像迟迟不能到达姐姐手中。后来我们又寄了几批，结果都如石沉大海，不知下落……为什么当时的药不能寄到姐姐的手中？是不是政治引起的悲剧？”（1988年6月19日致沈宁信）不久，陶琴薰胃部出现大面积坏死，此乃长期服用激素所致。在沈钧儒孙女沈瑜医生的帮助下，尽管手术较为成功，但又不得不继续服用激素，医生们终究未能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
（摘自《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原文标题为《名门之媛陶琴薰》）
来源：中国网综合消息 日期：2009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