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是马列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知识宝库。文字总量庞大，内容广泛，涉及历史、哲学、政治、文化等方面，包罗万象，因此翻译者需要有各方面的知识积累。那个时代，翻译工作很艰苦，要求也很高。洛布桑常年累月亲自审定译文，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保证译文内容正确无误、文字顺畅优美。在《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中他倾尽了全部精力，为推动民族语文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主持一至四卷《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中，洛布桑带领大家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受到蒙古语文翻译界和领导认可的翻译风格和方法。蒙古语文翻译很早以来就产生了许多经典译文，然而过去受各种条件限制，未能产生系统的、条理化的翻译经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一方面受“左”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翻译经验不足，蒙古族部分翻译家主张机械主义的翻译，结果译文同原著貌似神离，译文别扭、费解甚至错误。而洛布桑等则坚持创造性的翻译，译文表意准确，文字流畅。他带领大家努力掌握汉语和蒙古语的特点，努力学习原著相关历史背景及民族文化特点，在理解原著词句的内涵和外延，并尊重译文语言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翻译。
1976年初，洛布桑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蒙古语文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扭转“文革”中被严重破坏的民族语言文化工作的被动局面。因为蒙古族分布在八个省区，但语言文字都是统一的，八省区的教育、文化等都需要协调，蒙古语文工作领导小组承担了这个任务，具体工作由洛布桑负责。在当时的情况下，召集人员、召开会议、起草文件都有各方面的困难。洛布桑勇挑重担，最后经过艰苦工作，他带领大家使八省区的语文工作得到恢复，使蒙古语文方面的各个机构得到恢复，人员逐渐充实起来。
1974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开始复建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作为国家级的翻译机构，专门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包括3个方面的任务：翻译马恩列斯著作；翻译毛泽东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承担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文件的笔译及同声传译工作，以及重要文件与讲话的翻译工作。1977年秋季，洛布桑调到中央民族翻译局筹备组工作，我们一批人跟随他来到了北京。筹备组安排洛布桑负责蒙古语文翻译室的工作。我们到达时，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文字的翻译文室已经组建，人员都是各地方的一流翻译，其中有不少人过去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翻译。
新中国成立前后，蒙古族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书面语言，产生了很多以前蒙古语文中没有的词汇。蒙古语文翻译室组建初期，在整个蒙古语文翻译工作中还受到“文革”以及之前“左”倾思想的影响，造成如不重视或轻视蒙古语文的使用和发展的情况。在洛布桑的领导下，对蒙古语文名词术语的翻译进行了拨乱反正。对过去的政治理论翻译中时而过分强调俄语借词，时而过分强调汉语借词的倾向都逐步加以改正。在翻译实践中，洛布桑要求我们根据蒙古语言的特点和习惯，能用蒙古语翻译的名词术语尽量用蒙古语翻译，确实需要借词的新词术语，在慎重考虑吸收运用可行的情况下才借用汉语、俄语、英语词汇。正是因为翻译局的一批翻译工作者和各地翻译家的共同努力、长期奋斗，才使蒙古书面语言能够形成、丰富、发展。
我是在洛布桑的长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是我从事翻译工作的导师，他总是耐心地帮助我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疑问。他既是位事必躬亲的领导，也是位勤奋的学者。他蒙汉精通，用蒙汉文字都能写非常漂亮的书法。
来源：中国民族报 日期：2013年6月28日 作者：宝音满都呼（系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蒙古语文室退休翻译专家）
本文为记者吴艳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