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乃大道





   去年9月, 沈谦先生在《幼狮少年》上评析我的散文,说我“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偶尔伸出第三只受写评论和翻译”。先生在该文对我的过誉愧不敢当,但这“偶尔”二字,我却受之不甘。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迄今我已译过十本书,其中包括诗、小说、戏剧。去年我就译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和《土耳其现代诗选》;欧威尔的《一九八四》竟成了我的翻译年。其实,我的“译绩”也不限于那使本书,因为在我的论文里,每逢引用英文的译文,几乎都是自己动手来译。就算都译错了,至少也得称我一声“惯犯”,不是偶然。
    
作家最怕江郎才尽,译者却不怕。译者的本领应该是“与岁俱增”,老而愈醇。一旦我江郎才尽,总有许多好书等我去译,不至于老来无事,交回彩笔。我心底要译的书太多了,尤其热衷于西方书画家的传记,只等退休之日,便可以动工。人寿有限,将来我能否再译十本书,自然大有问题。不过这豪迈的心愿,在独自遐想的时候,总不失为一种安慰。
    
翻译的境界有高有低。高,可以影响一国之文化。低,可以赢得一笔稿费。在所以稿费中,译稿所得是最可靠的了。写其他的稿,要找题材。唯独翻译只需具备技巧和见识,而世界上的好书是译不尽的。只要你不跟人争诺贝尔奖的名著或是榜上的畅销书,大可以从容译出你自己重视的好书。有一次我在香港翻译学会的午餐会上演讲,开玩笑说:“我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取悦大众;写书评,是取悦朋友;翻译,却是取悦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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