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听起来怪怪的，为什么把这两个人拉扯在一起，就因为他们都姓水吗？他们之间有关系吗？有的，水天同是水均益的伯父。请别误会，我并不想借名人水均益炒作，恰恰相反，当我看到网上有些介绍，一上来便说，水天同，著名主持人水均益的伯父，。。。我为水天同打抱不平，水天同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学者，凭什么要靠侄子扬名？不过一想，此番介绍也不无道理，名人效应嘛，谁让水均益的知名度大大超过他的伯父呢？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关注水均益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出在很少有人关注过水天同，那么，为什么我们学英语的人需要知道水天同呢？

 

     来到北外英语系后立即听说王、许、周的大名，他们都是三级教授，是我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后来逐渐听说了更多的教授名字，如吴景荣、程镇球、危东亚、李秉汉、刘世沐、张振先、杨树勋、熊德輗、王锡钧等，还有一位水天同，他是系里独一无二的二级教授。在我们这些刚踏进校门的学生眼里，三级教授就很了不起了，那么，二级教授就更不得了。为什么水天同的教授级别比王、许、周还高一级呢？ 也许网友们也想知道问题的答案。那么，让我们一起看看水天同的简历吧。

 

   “水天同，1909年生于甘肃省兰州市，1923年进清华学校读书，于1929年秋赴美留学，先插入美国 Oberlin College （Ohio）三年级学习，后于1930年在Cornell大学选修“中世纪拉丁”。 1931年至1933年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英国中世纪文学，兼读比较神话学等，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3年赴德、法留学，1934年6月自欧洲回国。尔后由梁实秋推荐去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任讲师。1936年参加由剑桥大学C. K. Ogden主持的Orthological Institute设立在北平的中国正字（基本英语）分会工作，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执教。1939至1948年任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校长。1948至1952年任兰州大学 文学院教授兼院长， 1953年任西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4至1976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英语系教授和图书馆馆长…”

 

    是的，清华学校，Oberlin College, 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德法留学，梁实秋等等，一连串的名字都与水天同有关。我想这份简历足以 impress 任何人。水天同1929年开始了美、德、法的留学生涯，比起抗战胜利后赴英美留学的王许周来说早了十多年。难怪他是二级教授了。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一个新学期开始时，在我们上第一堂汉译英课时，走进了我们班的教室，成了我们的老师。

 

     汉译英课是一门翻译实践课程，基本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布置一篇作业，学生翻译，交给老师批改，下次上课老师讲评，一周一篇作业，周而复始。水教授，哎，怎么那么别扭，还是水天同教授吧（这三个字多有气魄，是不能拆开的呀！），是上课来、下课走，课间课后很少和学生们随便聊聊，上课讲话也相当简洁，基本按照翻译的篇子，逐句讲评，不说无关的话，也很少露出笑容。我们当学生时，师生的关系一般很密切。除了白天上课，晚自习时，老师经常到教室个别辅导学生，周末师生同去郊游，或学生到老师宿舍，或老师到学生家访都极为平常。但我们和水天同老师互相保持着距离。原因是他是摘帽右派。在那个年代，一个人，不管他的学问有多大，威望有多高，一旦戴上了右派帽子，他的政治生命就被扼杀了，实际上，他的学术生涯也同时夭折了。一个右派往往变成了隐身人invisible man，二级教授水天同也不例外。除了在课堂上，平时在系里看不到他，各种场合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水天同老师虽然已摘帽，但他的谨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流行的话是：“右派帽子拿在人民手里（实际是党组织手里），能给你摘，但你若不老实，还能随时给你再戴上。”学生的顾虑也情有可原，一周一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班级生活会让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揪住辫子，上纲上线，扣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帽子。尽管如此，在教学上，水天同老师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批改作业从不敷衍了事，简单的批语切中要害。先生对学生要求格外严格。我们的作业和考试，他从不给5分，据说，他曾宣称，“我不给学生5分，谁在我手里得5分，那就不用上我的课了。”这样，我的汉译英作业，不论如何努力，从来没有得过5分。清楚地记得在我的本子里先生写过： “I like some of your sentences.”这就是很高的评价了。期末考试后，年级教研室主任与他协商，是否在我班提几个5分，因为我们班是个好班，一个5分没有就和其他班不平衡了。他让步了，说了句话：在原有分数基础上调一档吧。需要说明一下，一档不等于一分，5分有full 5和5-，下面是4+，4， 4-，3+，3,3-和2分只有头发丝的差距。我的成绩是4+，侥幸被提到了5分档。水天同老师的课使我受益匪浅，给我汉译英的启蒙教育，引起我对汉译英的兴趣与爱好，给我的汉译英能力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他教我认识到汉译英是不容易的，必须下苦功夫，对英文写作能力要求甚高。一篇好的英文译文，不仅语言准确无误，而且英文必须地道流畅，尽可能减少翻译的痕迹，令人认读起来犹如读英文原作。我从内心感谢水天同老师的教诲。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我的英译汉老师林浩庄。林老师是翻译家，因翻译萧伯纳的戏剧而著名。如今，在网上仍能查到以下信息：萧伯纳戏剧三集（古典精装本，1963年版，1000册），潘家洵，朱光潜，林浩庄译。对每个学子来说，朱光潜的大名如雷贯耳，能与大师合作翻译的林浩庄想必也非等闲之辈。可惜的是给林老师安排的是大课，即全年级的或是半个年级的合班课，他讲话有浓重的口音，不易听懂，所以课堂效果打了折扣，而且没有布置作业，因此没有他的批语。也许林浩庄更适合做翻译家而不是教师吧。在我任教以后，常年担任英译汉与汉译英课，相比之下，我偏爱后者，大概受了任课老师的影响。

 

    1971年从干校回京，水天同教授调到汉英词典编辑组，在一篇回忆他与外语学习的文章里，他说：“当过五年右派之后，‘摘帽右派’余臭犹存，在组里说话，稍一不慎，就受到或隐或显的非难。” 想必当他在英语系上课时，这沉重的压抑感就像幽灵一样无时无刻地跟着他。后来，在校园里再也看不到他了，他去了哪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从网上搜集到以下信息：

 

    水天同于1976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退休，1977年任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顾问；1979年兼任兰州大学教授，从事培养莎士比亚硕士研究生。

     十分欣慰看到水天同教授退休后终于拾起本行，有机会培养莎士比亚研究生。但这个机会来的太迟了。我想，如果没有反右斗争，如果水天同教授没有被打成右派，他一定在年富力强的教学与科研的黄金时期尽情地发挥他的才华，用他所学开设莎士比亚、英国中世纪文学、比较神话等课程。如果那样，会有多少学生受益呢！

     水天同让我领略到北外是藏龙卧虎之地。

 

    来源：王立礼新浪博客